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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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被惡魔附身一般，在2001年9月11日，英國的商業報紙《金融時報》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討論國際上反全球化（的後果）的運動 。在該報全版的報導中，反全球化運動-在該文寫成之前的十八個月以來，已經動員了百萬民眾上街抗議-被描述成「可畏」、「協調良好」、「有見識的」，幾乎毫不掩飾其欽羨之情。《金融時報》表示，「雖然現在充斥著模稜兩可的思想，以及快速而隨便地濫用經濟統計數據，但仍然有一群備受敬重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政治人物支持對全球化的批判。」該文作者更驚訝的是，大多數的運動者並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要追求另一種不同的全球化。 此文出版後數週，許多的社論或評論便宣布，該運動已經在走下坡或甚至消失了，因為在美國發生恐怖主義攻擊（譯按：指911事件）之後，已不再可能去批評全球資本主義的象徵和後果。但是這些評論太過急躁了，因為「反全球化運動已死」這種宣稱是誇大不實的。在所謂「新經濟」的聖像（icons）中無恥地牟取暴利的事件，如安隆
（Enron）案，以及阿根廷-多年來毫無自主性地聽從北美經濟學家和IMF等國際組織的建議和理論的國家-所發生的嚴重社會與經濟危機，都已讓當前世界經濟秩序的批評者擁有了新的彈藥。當既有的組織和運動發展出新的運動和行動主題，新興的團體和個人也正在同時開始關注全球化。 反全球化運動也因此被深化與拓展了。正如「全球化」本身有許多定義和描述方式一樣，反對由企業推動、金融主宰的全球化的運動，也包含許多層面。最精彩的行動就是在西雅圖、熱那亞（Genoa）?等地所組織的大型示威抗議，但是每天還有各式各樣通常較不醒目的活動正被組織著，也有大量的研究產生、無數的研討會和教育性會議不斷進行著。和反對這個運動的人有時宣稱的相反，這種多樣性並不是衰弱的徵兆，而正是運動的力量所在。因為繁雜的多元性反映出對於該運動越來越廣泛與熱烈的支持，且反映出人們所面對的多種問題與困難，因此，越來越多的運動和組織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反對全球化的後果和衍生物的行動，並且認為自己是一股國際性「要求不同的全球化」運動的一部份。科學家和研究者出版的批判性報告和書籍-例如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世界銀行的前任首席經濟顧問、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例子 -支持了該運動與相關議題，並且也強化了此運動的擴展。 自從1997年爆發亞洲危機後，報章雜誌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週刊》和《經濟學人》就不斷警告說大眾的意見正轉向反對全球化，發展出所謂「對全球化的強烈反擊」。這不是一個可笑的觀察，PricewaterhouseCoopers（PWC，美國財經顧問機構）的報告顯示，跨國公司的主管中，甚至有三分之一下結論認為全球化正在擴大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 政策制訂者的行動方案，例如比利時首相Verhofstadt與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希望和非政府組織（NGOs）對話，就是對這種發展的承認與回應。這導致了新的策略上的討論和爭議，因為部分的運動者很合理地擔心他們會被利用或收編。因此，有些非政府組織和運動者拒絕參與這類活動，而部分則只有在完全的獨立性和會議的公開性被保證的情況下，才會接受邀請。但是這些想要與運動對話的國際組織和政治人物面臨了更大的問題。因為假如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發現他們只是迫於公眾意見而不得不如此做，或只是想把運動分裂為「理性的」和「不理性的」，那麼這樣的舉措可能會讓他們自食惡果，並且強化而非弱化這個運動。 我們常聽到對這個「要求另一種全球化」的運動-經常被誤以為是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批評，就是認為它無法提出正面的替代方案。這種批評通常指的是，運動中的所有人並沒有對於某個大型替代方案（grand alternative）的一致看法。但是，絕對有許多具體的出路存在。蘇珊•喬治（Susan George），ATTAC（運動中知名的國際團體）的法國支部的副主席，正確地評論道：「太多人仍然相信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沒有其他選擇），然而，我們應該說TATA（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有幾千種選擇）。」 她是五萬名參加2002年2月在巴西榆港（Porto Alegre）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運動者之一，在那段期間，有數百個工作坊和會議來分析全球化並討論解決方案和行動策略。然而，這次極為成功的會議並沒有為整個運動提出「一條模範出路」。 這樣的模範出路，也不會在短期內就發展出來，因為運動的多樣性和全世界參與行動的人們有分歧的社會和文化背景。 阿桂東（Christoph Aguiton），法國ATTAC國際局的成員，概要地描述了此國際運動的三個極點（poles）：一、激進的國際主義：反對所有民族主義或保護主義、要求改良的解答和提議，因為這樣將會使運動受到國際組織的影響；二、民族主義或保護主義：相信民族國家提供了社會和民主權利保障的唯一可能性；三、改良主義：同時反對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解決方案，要求要改良國際組織（全球治理）。 阿吉東刻意用「極點」這種說法，是為了要指出它們並不是前後一致的立場或傾向：「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參與者之中，很少有人會承認這樣的區分，因為這樣的區分並沒有公平對待當前爭論的流動性（fluidity），而這些爭論中的論點是採自所有這些極點的。」 一個更周全、更清楚、被廣泛支持的出路，將不會在書桌後面發展出來，而只能從往後運動中不斷提升的實踐、新的行動和方案的經驗中產生。而這些新經驗將一定會來到。沒有人知道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因此，預測這個多元的國際運動將擁有寬廣的未來，是一點都不冒險的。畢竟，有誰真會相信，世界上每個人都會默默接受當前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後果-日益擴大的全球社會差異、公共服務的摧毀、缺乏全球性的社會、民主權利和環境標準-呢？ 羅伯•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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