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午事件與資產階級憲政運動

區芳

孫大午，河北省徐水縣人，私營企業「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中共黨員。「大午集團」的固定資產和年產值均過億元，擁有17個工廠和種植園，職工總數一千多人，1995年曾被國家工商局列入中國大陸私企500強。2003年5月孫董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同年７月５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偷稅」他和數名公司負責人受到正式逮捕，孫的兒子出任公司代董事長。3個月後，徐水縣法院以「非法吸收存款罪」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並處罰金10萬元。

大午集團：私人資本的袖珍版

孫案與憲政的結合點在哪裡呢？最淺顯的解釋，就是孫大午身為億萬富豪，與有產者通過文化界發動、領導的政治革新運動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繫，歸根結底，落實憲政就是為了更好地捍衛孫董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正如政治評論家張天蔚所說，「經濟精英們在越來越多地掌握經濟資源和經濟權力之後，必然產生政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權力的訴求」(1) ，憲政就是資產階級政治訴求的直接產物。這場上層革新有兩大重點，一是確立對財產權的保護，二要限制過大的行政權；按照發動者的預計，兩項革新都要在法律的程式基礎上完成。要說明的是，在野的私人資本對憲政比官僚資本要熱心得多，但革新成功的果實卻屬於整個中國資產階級及其國家。

談到大午集團，它的歷史和現狀頗像一部袖珍版當代私人資本發展史。從貿易業到製造業，經過二十年苦心經營，民間老闆已坐擁半壁江山（樊鋼教授的《中國財富報告》認?57%的中國資本現在屬於私人）。不過，私營經濟的資源還沒兌現成政治權力，對「國策」的制定和實施發言權不多（決定權更少），舊官僚集團及其經濟代表獨佔政權的局面基本未動，以權砸錢的例子仍層出不窮。讓老闆們肝兒顫的，不僅有金融、稅收領域的陷馬坑和鬼門關（「每個陷坑裡面都會弄一個罪」(2) ），更有國家暴力機器的時刻威脅。主流學者憤懣地指出「司法機構和非司法機構界定不清楚」已成工商界的噩夢，執政當局的「家法」（雙規、雙指）遠高於國法(3)，「以前只是針對黨的官員，但是現在連民主黨派、外商也被雙規」(4) ！人身自由沒保障不說，生意更隨時可能叫停：官員們「找個藉口把董事長關起來、把企業接管過來翻個底朝天」是家常便飯，「在企業家中造成極大的恐慌，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不必擔什麼責任(5) 。

官僚的胡作非為其實有著明確的利益動機。孫案辯護人許志永從不同集團利益衝突的角度解釋本案的起因，他指出中國的市場改革是「建立在權力壟斷的基礎上的，……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下，權力全方位地介入經濟領域」 (6)，不但打造了財雄勢大的官僚資本，也讓「很多民營企業不得不投靠權力以換取法外生存發展空間」。孫大午則用「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來概括官商合流後專制當局的表現，他的產業自然也難逃權力壟斷的羅網。

由於各種原因，大午集團「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非常僵，曾和地方上的稅務局、土地局等多個部門有過官司和糾紛」，結果呢？「發展急需資金，但從銀行很難貸到款」(7) ，18年裡它僅從徐水縣人民銀行得到430萬元貸款，實在是杯水車薪，只好繞過官方渠道籌款。孫董「進去」後，縣人行又出來指責前者「擾亂金融秩序」，多年從事非法集資影響當地信用社正常工作云云。高層出事後，公司的流動資金和賬戶被扣封，部分工廠停、減產，幾個在建專案停建或不能按期投產，損失金錢以百萬計，還不算客戶流失造成的間接損害。

這段讓孫大老闆心酸憤怒的經歷，其實是民間資本看慣的傳奇話本；然而，憲政運動的急流使案子浮了起來，大午集團預定的黑色結局也因此完全改變。

私人資本為孫董「討公道」

在對孫案的評論中，著名憲政旗手王怡怒斥金融壟斷造就了這樣一個局面：「除非你被既得權勢集團『招安』，否則你休想繼續做大」。他警告官方別把「損害金融壟斷者的利潤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為一談」，並呼籲「要特別防止金融壟斷集團及其支持者因為政治博弈能力的懸殊，影響地方政府濫用刑事手段，去打壓民營企業」(8) 。王先生的呼籲迅速得到私人資本及其輿論陣地的回應，「挺孫」戲大張旗鼓地上演起來。

2003年10月31日，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兼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柳傳志用傳真的方式?孫家打氣，勸慰後者「不要因此亂了方寸」，要「相信中國的市場環境會越來越好，民營企業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9) 。柳老闆這份示威似的傳真在媒體上到處流傳，帶動了一連串的企業發信聲援孫董。針對縣人行對大午集團非法集資的指責，自由派老將茅于軾反問「（銀行、信用社）自己幹得不好，怨誰去？」「中國金融業很糟糕，無效率，還壟斷」(10) ；孫大午「因言獲罪」的說法傳開後，一批輿論界人士發表了致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要求「保障言論自由，維護基本人權」(11) 。以鳳凰衛視為首的多家電子傳媒竭力把孫董事長打扮成富而好仁的「道德型資本家」：為鄉親們修路，「為當地解決了就業問題」，「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當了董事長還幫工人掏糞」，「辦醫院，職工和村民們享受合作醫療」 (12)，「免費辦學」，「生活極為簡樸……他的父親至今還在揀破爛」等等。「挺孫」初戰告捷，孫富翁「好人一生平安」順利出獄，並有望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面道德旗幟；他的產業也正從縣政府工作組「執行家法」的猛擊下逐步恢復過來，民間資本似乎贏了一個回合。

從工人階級的利益角度看來，孫大午首先是個成功（並渴望更多成功）的資本家，這是他身上最本質的東西。孫老闆的言行充滿了對自身階級利益的具體認識和做大這些利益的決心。在公開言論中，他夢想能有一天「想在哪裡建房辦工廠都行，不要怕浪費土地，不要以保護耕地為由限制農民發展，不要以金融穩定為由限制農村的小錢莊發展」(13) ；把「農民」換成「我們農村老闆」，這份宣言就完美了：資本自由流動、土地自由使用買賣租賃抵押和開放融資權等等，都是私人資本新躍進的必要前提。孫董直言不諱地要求官僚集團退出市場：「經濟不是政府幹的事，是企業家的事」(14) ；他大聲抱怨民間老闆被排斥在遊戲規則的制定過程之外：「比如說立法徵求我的意見，或者我有發言權的話我就從我這個角度說出來，既利於你好管理，也利於我的發展，……現在我看，立法好像不是這個樣子，而是部門起草，人大通過的這種方式」；臃腫低效、無所不管的官僚機構也讓他冒火，並提出「把一切多餘的政府部門大刀闊斧地砍掉，使它成為『小政府』」(15) 。

孫先生扔了這麼多犯忌的炮仗，也難怪人們懷疑當局要治他的言論罪。實際上，他只是把成千上萬個老闆的心裡話捅出來了。執政當局兇暴獨大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早就讓私人資本深惡痛絕，限制行政權的呼聲正在後者中間高漲。

為什麼資產階級要求限制政府權力？

中國主流自由派學者談起憲政時，常常可以聽到「限制」和「分權」（其實分權也是為了限制過濫的行政權）兩個字眼，這不是偶然的。自由派認為憲政就是「一種以法治為形式、以分權為手段、以個人自由為目標的政治體制」（王怡）；「即使不能說，憲政的唯一含義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但它一定是憲政的最主要含義」（徐友漁）；「憲政的內容其實也不多，一個是嚴格地限制政府的權力，包括在政府之上的某些組織的權力，另一個就是嚴格地保障公民的權利」（賀衛方）。哪些權利呢？「財產安全、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都是最核心，絕無半點商量餘地的權利種類，其他的大量人權、公民權都是上述權利的衍生權利。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這些權利」（蕭瀚）。

就這樣，自由派讓「財產安全」大大方方地坐上了人權聚義廳的頭把交椅。事實上只要對自由派的「戰鬥文集」稍加審視，就可發現財產權保護構成了這場憲政潮核心訴求的核心，而保障「財產安全」的手段（在自由派看來）主要是限政，「通過約束政府，而使私人財產免受政府之侵害和剝奪」（秋風）。這不難理解，現有的政權「遠遠沒有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服務機關，而是形成了壓迫機關」(16) ；民間老闆常被官僚們呼來喝去「給以顏色」，鬧得損失慘重。誇張一點說，面對官威難測的國家大棒，孫董及其同道們總處於一種「有頭睡覺、無頭起床」的持續性緊張中。不過讓私人資本更加肉痛和不平的，是統治集團「家族黨」在經濟領域橫掃一切的特權地位，有人這樣概括「家族黨」的所作所為：「價格雙軌制，他們是最大的倒爺－官倒；房地產熱，他們握有土地審批權和優先的廉價購買權以及炒地權；炒股票，他們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別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資訊」「企業上市，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起碼也是董事會成員；甚至在國營企業的脫困中，他們也佔據著最有利的位置」「他們嚴格控制市場，率先得到與境外新經濟巨頭合作的機會」(17) ，真是跋扈莫過於此！官僚資本霸佔了如此多的財路，猶感不足，時不時伸手進私人資本的口袋「我收你做」，怎能不讓庶民出身的工商人士吐血罵街？！

非但如此，在國內市場分割方面，那個「國內大權力和國外大資本之間（如江綿恒與王文洋(18) ）之間的結盟，權力與權力（如鄧質方與周北方(19) ）之間為了積累資本的結盟」至今對外資青眼相看，私人資本則常感到自己是後娘養的。入世以來，外資公司正在和即將進入國內銀行、電信、鐵路、外貿等領域，民間老闆卻只能在門縫裡偷看幾眼。所以官僚資本（準確說是它的某些行?和某些部分）成為憲政運動的一個主要討伐對象，正是自然而又自然的！

產權保護與工人階級

正如上面所說，保護財產權是憲政訴求的核心部分。自由派強調必須「特別地限制政府在面對私人財產權時之權力的範圍與深度的功能」（秋風），以「確保一個不受公共權力侵犯的個人自由的疆域。並在這個私人領域內尊重各種非人格的不平等（財產、智力、契約權利等）」（王怡）。對工農大眾來說，財產不平等意味著什麼？政法大學副教授何兵告訴我們：「沒有財產權就沒有人權。人們只有確定地掌握著不可動搖的私產，只有控制著自己生活的基本依據，才可能對國家、對社會其他利益集團獨立、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權利主張。沒有財產的獨立，就沒有人的獨立」(20) 。對大午集團成百上千的無名工人來說，雙手就是他們的生活基本依據；當孫董在監牢裡倍受關注時，他的工人正因為關廠和減產而默默離去。何先生說的很對：「沒有財產的獨立，就沒有人的獨立」，孫董向工人贈送了《論語》而不是工廠，因為他很清楚商業社會裡這兩樣東西孰重孰輕。手停口就停的雇傭關係，使億萬工人深刻地依賴於資本主義市場，進而依賴於孫大午們代表的利益集團--資產階級，在後者結成的無所不在的剝削網裡困頓終生。聽了上面的話，自由派一定高叫「白手起家創業呀，懶蟲！！」，一億六千萬中國工人自己當老闆的可能性有多大？看看孫董的鄉親們就知道了。18年來「大午兄弟」是當了億萬富翁，可他手下千多號人至今平均月工資也就五百多塊，勉強維持溫飽而已！與此同時孫董不厭其煩地推銷他的幸福理論：「有能力的人可以賺一萬塊錢，沒能力的人可以賺一千塊錢，但是在基本生活上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差別」(21) 。好主意！如何實現呢？答曰「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利潤問題，產業問題，工人對工廠的管理權問題，工人組織問題在孫先生眼裡無足輕重：「希望不在工會、農會。為什麼我談到亞當斯和傑弗遜？工會農會是平民治國，精英治國也很重要」(22)，精英如何治國呢？答曰憲政。

形式上說，政治自由、代議民主、司法獨立和司法審查制度等等憲政權利，對社會的任何角落、任何個人都是有效的。然而可以「讓錢生錢」的私有財產使社會分裂成無法彌合的兩部分，一部分「掌握著不可動搖的私產」（企業、證券、土地、鉅額現金）對社會事務做出決定，其他人有贊成、反對（「以道德的名義！」）和一死了之的權利，但決定必須執行。孫大午斬釘截鐵地認為政治改革「必須由精英來制定，農民不會想到這個問題」(23) ，按這種邏輯，那些在他公司只拿五百元或更少糊口錢的工人鄉親，當大老闆縱論天下時，也只有捧著《論語》「收聲」的份。

把目光投向精英，我們會立即發現私人資本分權鬥爭的戰場不是街頭，而是已經具有足夠力量「對官方利益集團的欲求進行反對和打擊」的資本和產權市場；市場（而不是雅科賓民眾講壇）在不斷為私人資本「提供著最有效的武器和最合法的保障」(24) 。為什麼精英不願讓大眾介入？因為只有前者掌握著不可動搖的私產，只有他們有能力在資本市場上攪得風生水起；工農大眾在資本市場裡沒有自己的利益，他們的利益在車間和田地，那裡是他們維權自衛反擊老闆、以擺脫饑餓威脅的戰場。利益不同，反壓迫的方式也就不同。本是同根生的朝野資本家集團，能在資本市場裡尋求妥協，在大政上也是絕不會真正決裂的。

上層合流的趨勢

資產階級內部不是（也從未是）鐵板一塊，有時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重拳也會落在某些有產者集團身上，這是今天中國上層政治的現實，正是它催生了憲政運動。值得先進工人和進步青年萬分注意的是，儘管私人資本對執政者滿肚子氣，但自己人終歸是自己人。自由派學界一直在主動地把橄欖枝舞來舞去，希望能促成「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與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和極少數有良知的執政精英之間的合作」；說白了就是在革新政治的前提下建立廣泛的有產者統一戰線，以遏制社會危機可能的總爆發。至於「朝廷」，它也在求新求變，嘗試著用各種手段（立法、部分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傳媒業、入世）限制官僚層。在「保護私有財產入憲重要的一點就是約束政府這個主體的行為規範」(25) 這一點上，朝野統治者達成充分諒解只是時間問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私人資本無疑會更大膽地要求限制行政權和爭取立法權，新的「憲政江山」會讓他們感到更安全，更有信心進行大規模投資，也更願意考慮長遠戰略，包括自己的國內國際政治戰略。

工農大眾在憲政運動中有自己的利益和參與方式，無論如何，作為資產階級戰車的螺絲釘，它在客觀上也無法置身事外。不過，工農階級鬥爭與資產階級憲政的關係，革命社會主義者在其中應該爭取扮演什麼角色，都需要另外進行專門討論，這裡就不囉嗦了。

2004.1.31

註釋

2003年3月17日《搜狐視線》張天蔚：「從老闆從政到民主政治」。
2003年8月3日《搜狐財經》：「專家進言：孫大午事件背後的金融與法律問題」。
法律思想網：「憲政路上的絆腳石與推動」。
楊支柱：「談孫大午非法集資案」。
搜狐財經2003年8月5日許志永：「我們為什麼要為孫大午辯護」。
2003年7月11日《南方都市報》「億萬富翁孫大午非法融資被捕」。
2003年7月16日王怡：「從孫大午案看民間融資困境和金融壟斷」。
2003年11月3日《北京青年報》「孫大午資金鏈如何接續柳傳志親筆傳真表支援」。
萬維讀者網 2003年7月28日「茅于軾為富豪孫大午鳴冤」。
2003年11月5日《聯合早報》「孫大午等案激發中國各界精英紛起捍衛言論自由」
2003年11月7日南方網「孫大午的夢和痛」、11月27日鳳凰寬頻財經點對點第45、46期「富翁孫大午被捕事件」。
2002年12月13日學而思網站：「孫大午與杜潤生先生談話紀要」。
中國農村研究網孫大午：「民主與自由、制度與法律」。
2003年3月23日「孫大午\郭飛熊對話」。
2003年8月3日《搜狐財經》：「孫大午事件背後的金融與法律問題」。
2001年3月20日劉曉波：「權貴家族與政治改革」。
江綿恆是江澤民之子，超低價買下上海市政府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成為「電信大王」，王文洋是王永慶之子，兩人曾合組宏力集團，在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建晶圓廠。－編者註。
鄧質方是鄧小平之子，1992年年鄧小平發表「深化改革」的南巡講話後，在上海成立「四方公司」，成為地產大王。周北方是中共中委、北京首都鋼鐵黨委書記周冠五之子。兩人結合香港首富李嘉誠在香港合組「首長四方公司」上市，轟動一時。－編者註。
2003年12月29日《新浪特約時評》何兵：「保護私產，最重要的問題是程序」。
2003年11月12日民營企業家孫大午作客新浪總裁在線。
同注釋12。
同注釋14。
2002年6月30日王怡：「從市場到憲政－－經濟沙皇時代的終結」。
2003年12月29日新浪觀察：「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軍擴所長：保護私有財?入憲首先制約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