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階級︰台灣民主的基本問題

現階段，台灣民主與兩岸關係已面臨了歷史關鍵的轉折點。

除了資產階級代議政治庸俗性與狹隘性的一般性質之外，今日台灣民主的特殊問題，主要在三大方面︰族群政治、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憲政體制，而這些問題的惡質激化，又導致了兩岸關係的戰爭危機。

台灣民主如果還有明天的話，就只能是另一條政治道路的選擇、另一種階級政治實踐的發展---即馬克思主義的左派階級運動。 我們將以左派的階級立場來分析台灣民主的基本問題（兩岸關係將另文討論），以提出現階段台灣左派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

右派的族群政治與台灣民族主義

長久以來，台灣民主運動乃是以本土族群政治為根柢，而如今則發展成熟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民主政治。台灣右派領導民主運動的發展，是從台灣本土群眾樸素的群體經驗出發，以直接的本土族群意識來抗爭當時國民黨外來政權，從而沿續著這族群政治的主軸，不斷擴展與強調這傳統生活經驗的族群意識，終至於提出台灣民族主義，來鼓吹建立民族國家。

在民進黨以及依附於它的形左實右「左派民族理論」的政治論述下（以史明論著為代表），過去台灣民主運動的政治與組織路線，就是以台灣本土福佬群眾為主的族群意識、族群抗爭，來對抗外來大陸族群的國民黨政權；而這族群政治到後來更進一步發展為民族抗爭的民主運動。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本土群眾的專制統治，被界定為︰這不僅是族群壓迫也更是民族壓迫；代表著中國大陸的中華民族政權來到台灣社會來壓迫台灣民族。

雖然民進黨是基於其階級統治利益而提出台灣民族論的台灣民主，但在民進黨長期的運動領導與意識形態的灌輸下，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已是當前台灣政治現實中的一部份，成為許多基層群眾、運動幹部與知識分子等政治認識的主要資源。然而，台灣民族主義的錯誤提法，並非是全然無的放矢、毫無所據。台灣民族主義是以偏差的意識形態論述來不正確地反映一個全面性、動態發展中的客觀物質基礎，即台灣社會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觀經濟生活。 因此，我們必須從台灣社會經濟生活的客觀歷史演變過程，來重新檢討台灣民族的現實意義，進而在左派階級運動的基礎上，來領導這客觀的現實力量成為台灣勞動大眾之群眾民主。

台灣社經體的歷史發展

針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現實，我們必須釐清兩大基本問題。 其一，是專制壓迫與殖民（或民族）壓迫的區分與兩者間的關係；其二，是台灣民族的客觀存在與台灣民主的關係。

近代以來的台灣社會之組合發展，乃是一個從中國大陸主要是漢族移民各階段先後來台定居的長期歷史過程。十七世紀時附隨鄭成功的軍士移民、清朝統治時期的陸續東渡來台豪門佃戶、拓墾移民、貿易商、乃至於罪犯與流離失所的遊民等等，都大多是來自於中國大陸閩南沿海地區的漢人。

在這漢移民社會的基礎上，若以種族、地緣與文化語言的因素來看，台灣過去歷代的統治者，確切來說，並非都是「外來政權」的異民族。 鄭氏王朝、清朝、國民黨集團與台灣社會的居民都是廣義的中華民族（即廣義地包含了漢、滿、蒙、回、藏與大陸各族群的文化-政治聯合體）的成員。鄭氏王朝與清朝乃是封建政權對台灣勞動大眾的封建、專制壓迫，而非民族壓迫。

相對的，無論從民族身分的客觀差異與殖民經濟的現實運作來說，荷蘭、日本對於台灣人民的統治乃是典型的民族壓迫、殖民統治︰即在經濟上，統治政權有著殖民母國軍事力量的支持，並將台灣全島的經濟資源，有計畫地剝削以服務於統治者的殖民母國經濟體；在政治文化上，民族壓迫的統治政權有其不同的民族文化、語言來統治其殖民地。 雖然這些統治政權有其不同的統治性質，但其對台人民的反民主的專制壓迫卻是相同的——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不是自由平等的個人、擁有民主權利的公民。

在日據時代以前台灣社會的漢移民彼此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共同台灣社會群體意識，而只有強烈的基於地域、血緣、氏族等傳統而狹隘的族群意識。即使以廣義的族群分類下的福佬人族群裡，當時的漳、泉族群就經常有激烈的械鬥衝突。這種狹隘地域、分散族群的生活意識，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之商品經濟還未充分發展，台灣全島性、整體性的經濟生活尚未成熟，以致於台灣群眾還是各自以傳統分散的地域、族群為生活範圍。到了日據時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為了有效地供應日本帝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台灣全島的經濟制度（如幣值、度量衡統一）、社會基礎建設（如鐵路、港口、郵電、通訊設備建立）的全面現代化後，透過台灣整體性的資本主義運作，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一個緊密相連、有機總體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質言之，日據時代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建構的台灣社經共同體，乃是為後來的台灣居民之整體社會意識提供了先決物質基礎 。

最後能一舉跨越傳統族群、地域藩籬的動力，則在於日本對於全體台灣本土居民的民族壓迫。正因為日本是以嚴酷、鮮明的異民族之殖民經濟（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結構性地宰制台灣經濟發展、民族壓迫政策（如皇民化的語言與教育、社會職業的嚴酷限制）來統治台灣，為了反抗日本民族壓迫與爭取民主權利，當時的台灣居民在長期民族解放與民主抗爭過程中，才逐漸發展出被壓迫者的共同情感，即跨越各地狹隘的族群視野，而發展出全島性的台灣人意識。在這日本帝國以不同民族之界限分明的殖民壓迫現實裡，台灣人民開始相互以「台灣人」、「台灣民族」（這是1928年台共黨綱的用語）的稱呼來界定自己的政治身分，來反抗日本帝國的殖民、獨裁壓迫。

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性質︰民族壓迫或專制壓迫？

那麼，戰後帶領著二百萬大陸籍民眾倉皇敗退來台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於當時台灣本土民眾的統治，又是什麼性質呢？

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社會的統治性質，當然不同於日據時代之殖民統治。首先，失去整個中國大陸的國民黨集團完喪失了另一個殖民母國的經濟體來支持其殖民統治；其次，無論在血緣、族群、語言文化上來說，絕大多數的台灣本土民眾與國民黨集團（以及大陸籍民眾）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以漢族為主的族群，只是移居台灣的先後不同而已。

但對於當時台灣既有的居民來說，國民黨集團卻是一個外來政權、外來族群，即來自中原大陸、非台灣本島以漳泉福佬人為主的其他漢人族群。 所以，當時台灣本土人民稱呼國民黨政權是「阿山」、或甚至辱罵性的「中國豬」，都不過是比現代民族概念（nation）範圍更小、更低階的地方族群概念（ethnic group）。 當時國民黨政權與台灣本土群眾的政治衝突，僅只是狹隘的族群政治，而非廣義的民族壓迫（例如，前述福佬人族群內漳州人與泉州人的紛爭，就是更細分族群之間的衝突）。 在經濟上，國民黨統治集團既無一個中國大陸經濟體為根據，來對台灣社會實施如荷蘭、日本一樣的殖民經濟統治；在政治上，國民黨統治集團並非以其中華民族為界限，而是以其政權的統治利益來劃分其政治壓迫的界限。凡是危害其政權統治利益的群眾，都是它嚴酷的鎮壓對象——不僅針對有強烈抗爭意識的台灣本土社會菁英，也包括了大陸籍同情、支持中共政權及自由派人士。

所以我們看到，在五十、六十年代國民黨政權白色恐怖時期，它不僅嚴酷地壓迫台灣本土民眾也同樣毫不手軟地壓迫大陸籍人士 。正因如此，當時與後來反抗國民黨威統治的民主人士包括了許多大陸籍的知識分子，如早期「自由中國」、「文星」、「大學」刊物、乃至於晚期的「夏潮」刊物（雖然當年「夏潮」基於中華民族主義的錯誤立場，反對台灣人民自決的基本民主權利，而需與全體中國大陸民眾來分享這「自決」權）。

這反映了，當時的台灣本土群眾與大陸籍人士都共同面對了一個壓迫群眾民主的獨裁政權。台灣本土群眾與剛移居來台的大陸籍民眾同樣在民主權利上共同承受了專制政權的壓迫命運——一如過去共同面對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本土不同地方族群群眾。在共同面對國民黨專制政權壓迫下，在共同進行民主抗爭中，依照過去台灣（以及世界各地群眾民主運動）的實踐經驗來說，都應能逐漸在共同的抗爭中彼此凝結為台灣人民共同的民主意識。

然而，台灣民主後續的發展，卻非如此。這歷史轉折的關鍵就在於︰反動而錯誤的族群政治之操弄，不僅取代了台灣全民超越族群分野的民主政治，更拋棄了自由而平等公民政治聯合體的進步內涵，淺陋而粗暴地化約為族群沙文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來主導台灣民主政治發展。

國民黨的族群操弄

台灣民主會被族群政治操弄，墮落到今日狹隘民族主義的困局，這歷史的罪人不僅是民進黨泛綠集團，也包括了過去國民黨集團，兩方都難辭其咎。

台灣族群政治的歷史癥結在於兩方面。一方面，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即中華法統，嚴重脫離了台灣民主的現實運作。這是國民黨刻意操弄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意識形態，以鞏固其專制政權。 另一方面，則是早期國民黨自身的大陸族群之人脈關係。

為了合理化這不合台灣民主現實的中華法統體制，國民黨政權除了在憲政體制上強調台灣地區與全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外，還多方利用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工具，對台灣人民全面灌輸大中華意識的史觀、大中華意識的政治觀，企圖以這些歪曲的中華歷史解釋，有意無意地漠視台灣社會本身獨立的歷史發展軌跡，而將台灣自身的變遷趨勢收編於大中國既有的政治脈絡中。例如，特別選擇性地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正面歷史淵源、中國過去對於台灣的正面意義（如鬧劇般的吳鳳神話、鄭成功被塑造為偉大的漢民族英雄、台灣是未來反攻大陸的基地等）、刻意淡化日本統治所帶來的現代化、壓制台灣本土的語言、更百般曲扭對於台灣群眾集體記憶有著重大意義的二二八事件等等。

而在族群人脈關係上，國民黨統治集團菁英大多數都來自於中原大陸的大陸籍人士，國民黨這些大陸籍統治集團需要歷經長期發展過程才逐漸被台灣本土菁英來替換。據統計，戰後1949年至1972年蔣介石主政時期的二十餘年裡， 當時黨國體制的統治核心中，如行政院內閣與國民黨中委會的台灣本土人士的比例，最多僅為百分之八，不僅僅擔任點綴性職位（政務委員與內政），而且都是與國民黨大陸籍人士有著深厚淵源背景的「半山」（如蔡培火、連震東）。 到了蔣經國掌權早期，這台灣本土籍人士在內閣中的比例，雖驟升至百分之二十九，並開始陸續開放內閣職位給本土籍人士，但在所有重要行政職位上，如國防、外交、經濟，或情治警政單位首長，無一是本土人士。如果再細觀蔣介石的核心親信人脈圈，則出身大多集中於浙江省籍、黃埔軍校、侍從室的淵源背景，而蔣經國的核心人脈圈雖大幅擴大於技術官僚，但同樣的，無一人是台灣本土人士！

如果再從戰後遷台的大陸籍第一代與後來出生於台灣的子女（俗稱的外省第二、三代）來看，由於特定的家庭背景（大多數是軍公教人員的兒女）、較孤立的社會關係，與國民黨統治集團不僅有共同的族群歷史、族群人脈關係，也往往是依附於當時國民黨黨國體制之國家機器職位來謀生，如中低階層的軍人、政府職員、教師等。這種種客觀的因素，都是國民黨政權極方便利用大陸籍族群，來操控族群政治的條件。

凡此種種的政治上曲扭運用大中華意識形態、統治者長期重用以自身族群關係所延伸的統治人脈圈等，對於戰後早期之台灣本土人民的直接經驗來說，都是典型的族群政治的不平等壓迫。 台灣人所說的「乞食改廟公」、「反阿山政權」等，不僅片面反映當時的現實，也表達了當時台灣本土群眾族群意識下深沈的政治忿恨經驗。

縱雖如此，我們必須認清，國民黨的統治性質與統治策略、統治工具，這兩者之間是有著本質性差異。即國民黨是以族群政治操控手法以及中華民族國家的法統藉口、中華文化的意識形態，來成就其一黨專政的統治。反民主的專制統治是國民黨的統治性質，而中華民族主義的各種意識形態乃是其統治手段而已。文化與族群本身，根本不是民主政治上專制壓迫的必然原因。中華文化以及大陸籍族群本身特有的關係，都是中性的社會現實，它們本身不會自動、必然地成為阻礙台灣民主的絆腳石，而是在特定統治目的下，被國民黨統治集團刻意、選擇性的片面利用，而成為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手段資源。

然而，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只能在毫無殖民母國經濟體的基礎上，對所有的台灣居民實施其專制統治。這在根本的社經物質基礎上，就注定了國民黨再怎麼操弄族群政治，其統治性質都不可能是民族壓迫。

存在於台灣這客觀的社經體內，國民黨政權（以及戰後來台的第一代大陸籍群眾）別無選擇地只能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斷深化轉型為台灣社會內的一份子。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只能就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來判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性質，來界定戰後移居台灣、落地生根的大陸籍族群之公民身分。而不是以國民黨的中華法統、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族群政治人脈關係等等統治手腕，來片面、表象、也是錯誤地以為國民黨統治是所謂的殖民壓迫、民族壓迫。在台灣這共同的經濟體內，國民黨以及其大陸族群從來不曾、也不可能上升成為普遍性兩大民族的民族壓迫關係，如「中國人壓迫台灣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同情台灣本土群眾過去的「反阿山」之族群情結與族群政治的語言。但我們必須同時嚴肅地指出，這是片面、直觀經驗式而且是另一種族群政治的錯誤認知。

在今日，我們必須徹底揚棄這過時而狹隘的族群政治觀。隨著台灣社會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各族群生活的不斷交流、融合，今日台灣民主運動應順此客觀社經結構變化發展，而更進一步地跨越族群政治之忿恨鴻溝，在新的社經基礎上，在更根本的階級關係上推動勞動群眾的民主運動。

外來政權、外來族群的台灣化

因此，過去台灣右派泛綠的理論家指稱台灣民主抗爭是民族-民主運動，當然是錯誤地掌握了國民黨的統治性質。而即使過去的黨外人士以較直接的族群經驗來界定國民黨是外省人、阿山政權的族群壓迫，也是片面的、誤導性的論述。

事實上，隨著國民黨依循著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不斷回應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造就的新興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等等的利益訴求，從而開始有條件地開放統治圈，逐步吸納本土資產階級，而走上了漫長的本土化轉型過程。在這本土化的發展趨勢下，前述國民黨的大陸族群人脈關係、統治菁英的大陸族群班底、與族群政治的操弄等，都屬於階段性質的早期統治手段而已。

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從七十、八十年代開始的蔣經國時期， 國民黨政權就已明確轉為「革新保台」、落地生根的取向---即國民黨政權將在台灣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統治基礎。不僅其中低層黨員、幹部結構逐漸由台籍人士擔任，而且國民黨統治核心與草根性的各地方派系開始建立長期的利益交換、恩庇主義的親密關係。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的李登輝時期，國民黨台灣化路線開始全面加速的落實。不僅國民黨政權的中央與一級官僚，如過去事關國家安全、大政的國防、外交、經濟乃至於行政院長，全面轉化為台籍官員出任，而當年地方派系政客則紛紛由地方性的縣市議員、行政官吏上爬為全國性的立委、政務官等等。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化、本土化之最後結果，就是在1996年代表政權實際最高行政與立法權力職位的總統與國會， 由台灣選民，不分族群而以政治公民的平等身分，透過民主程序全面選出。

因此，早在八年多前，當年外來政權的國民黨無論在民主形式上或實質統治內涵上，已完全在台灣資本主義成熟發展下順利轉型，完成了與台灣新興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菁英們利益融合的實際運作。

總結來說，國民黨由外來族群統治菁英的政權，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而轉化為台灣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所掌控的政權，就是國民黨的「本土化、台灣化」。過去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早已成為台灣社會內的一個政治集團。在此之後，再以族群政治來指責國民黨，根本就是不知今日何夕的時代錯亂。

當前台灣民族主義的困局與統治危機

民進黨鼓吹台灣民族主義的根本原因，在於其獲取與鞏固統治地位的政治利益。然而，隨著台灣資本主義近年來日益依賴中國大陸、兩岸經濟關係日益深化結合，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路線就越來越背離現實，日益陷於困局。

馬克思與葛蘭西已精闢的指出，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導者，必須提出一套統治者意識形態的政治霸權論述，來有效地整合、收編社會多元利益於統治階級的利益之下。民進黨過去曾以台灣本土的族群意識、本土的民族主義而整合了台灣社會多元的反抗力量、建立了它在台灣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更由此而獲取了政權。民族主義路線，乃是民進黨賴以崛起、壯大發展的一貫、也是僅有的政治霸權論述。

但在今日台灣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過去族群矛盾、所謂「民族壓迫」等等早已轉化為階級矛盾。國民黨早已是自己台灣人當過黨魁，台灣總統是自己台灣人票選出來，早年上一代外省人統治菁英不是早已退出政治或人生舞台，就是他們的下一代與台灣人通婚、生子再與台灣人通婚，不斷融入於台灣本土社會之中。在此時此刻，民進黨還不斷以族群意識來高唱台灣民族論，在當前台灣政治現實下更代表了它無法提出任何有現實意義的路線論述，來整合與領導台灣多元族群（包括「大陸籍」、客家籍、與原住民）群眾來共同締造或捍衛台灣公民們的政治體（不論是以什麼名義來稱呼）。

換言之，由於民進黨一向以族群政治的操弄來喊出台灣民族建國論，所以台灣民族或台獨建國的政治主張，對於大多數的非閩南族群群眾來說，是帶有嚴重的排他性、封閉性與歷史文化的切割性（即與中華文化的自我隔離）。既如此，這些至少佔有台灣選民結構比例約百分之四十的群眾，又怎會認同台灣民族主義路線呢？

一個能領導社會政黨的政治路線是要整合全社會於一爐的論述，是要建立自身領導地位的有效工具。民進黨當然也是基於這目的，而提出台灣民族主義路線。但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現實裡，這路線卻淪於撕裂社會、劃分不同族群意識的利器！一個本要鞏固自己領導地位的政治路線，如今卻成為嚴重打擊自己領導威信的論述——這就是民進黨政治操作上的最錯亂的自我矛盾。

而在國家機器的角色功能上，民進黨台灣民族國家的路線完全違背了當前台灣資本主義的客觀發展脈動與現實需求。作為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之執政黨，民進黨首要的任務，在於執行各種服務於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政策。但民進黨民族主義的鎖國心態下之種種閉關自守、阻隔兩岸經貿往來的政策，卻恰恰是嚴重打擊了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在台灣民族主義路線上，台灣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是與民進黨政治上的統治利益是相互尖銳衝突而矛盾的。

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路線，在政治操作上是不斷分化台灣群眾的社會共識感 、不斷喪失政治領導威信；而在經濟上，則是固步自封而逐步陷於艱難境地。族群政治、台灣民族主義乃是將民進黨帶至今日統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台灣長期的歷史發展在在無可辯駁地證明︰族群政治、台灣（與中華）民族主義雖是當時掌權者所喜用的便利統治工具，但後來卻成為統治者的糖衣毒藥；它們對台灣長遠的歷史命運來說，更是如此！

群眾民主與統獨問題

如果民族主義不可行，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台灣右派泛綠陣營法理上的獨立建國呢？

針對這問題，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兩個層面來分析，即右派資產階級利益下的台獨與左派勞動大眾階級利益下的台獨。民進黨民主政治的終極目標，乃是建立台灣民族國家。 即使放棄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炒作，改以所謂的「公民意識」等偏重於政治公民身分的群體意識來建立新國家，作為資產階級菁英的民進黨仍能多方利用國家公民等群體意識來對立於中國這另一個國家民族。以兩岸不同國家公民的群體對立來取代台灣社會內的階級矛盾，以憲政國家的公民政治之多元利益衝突制度化的運作，來「解消」社會勞動大眾與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衝突，從而能繼續維繫自己的領導地位。因此，就此資產階級政治統御霸權與無產階級根本利益來說，台灣資產階級的台獨建國，就絕不符合台灣勞動大眾階級利益。

這就是說，即使假設台灣右派在內外現實的壓力下未來放棄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調、放棄了族群政治操作，「洗心革面」地以憲政民主、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利出發，來推動台獨建國，這較進步意義下的台灣民主共和國，也是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性質，也同樣是服務於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利益。但從台灣左派的階級立場來說，台灣勞動大眾全體應在社會經濟領域裡平等分享勞動成果，所以在政治領域裡，台灣勞動大眾就必然要以相同性質的平等權利，來要求政治權力的行使——即以群眾民主的權力運作，來直接管理、執行與捍衛自己階級的社會利益。 基於本階級的利益，台灣勞動大眾必然會要求一個徹底而激進的群眾民主體制的政治生活。

正因為在台灣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下，台灣勞動人民的社會權利（social right）是與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分割，相互否定的。所以，一旦拿掉了經濟上的階級利益與政治上的民主權力兩方面的有機聯繫，一旦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是脫離了台灣勞動大眾的現實利益，那麼，任何名義、任何憲政體制——不論是今日中華民國或未來的台灣共和國——對於台灣勞動大眾來說，就不過是沒有實質意義的空洞招牌罷了。

所以，在當前現實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下，台灣左派念玆在玆的當務之急，在於讓勞動大眾儘可能地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空間，加速宣揚左派理念、大力鼓吹各項有利於勞動大眾的各項社經政策、積極提高基層群眾的左派政治認識。唯有牢牢抓緊了左派階級利益為運動唯一指導方針，我們才能確切無誤地判斷台灣為何、何時建立新的、兩岸統一政治聯合體等等，才是正確的，才符合台灣左派、世界左派運動的終極階級利益。

借用列寧的話來說，「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階級政策之唯一正確方針」，乃是「一方面完全直截了當地而毫不容許絲毫曲解地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另一方面，又同樣毫不含糊地號召工人建立他們階級鬥爭的國際統一」。在今天，在民族主義諸多反動實踐的歷史教訓下，我們要更進一步說，我們堅決捍衛台灣人民們的民主自決權，同時又堅決號召兩岸勞動大眾積極進行階級抗爭，完成兩岸群眾民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