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的歷史，破產的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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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上個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世界布哈林熱，戈巴契夫在政治改革中為布哈林徹底平反，並試圖以布哈林的經濟建設理論為陷入困境的蘇聯經濟尋找出路，一時間，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把布哈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模式視為斯大林模式的替代品，乃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正確道路。一些專家為此大造輿論，說什麼布哈林是在列寧病重期間和逝世後繼續捍衛新經濟政策的人；十月革命後最好的時期就是1922—1928年那一段，即推行新經濟政策的那個階段；甚至把新經濟政策稱為列寧和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這完全是對歷史的誤讀。眾所周知，1922—1928年間一直進行著激烈的黨內鬥爭，其結果是除斯大林之外所有列寧時期的布爾什維克核心領導人先後被打成反對派，失去領導地位，被開除出黨，最後均被槍斃（除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外）；列寧領導時期的黨內民主被機關專政所代替，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淪為斯大林個人的專制工具。這段時期被說成是十月革命以來最好的階段，至少是不客觀的。單純從經濟上來說，這個階段也不像某些專家們所美化的那樣，是經濟穩定發展、欣欣向榮的階段，只是由於斯大林粗暴地拋棄了這個「唯一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蠻橫地廢除新經濟政策，在農村強行集體化，在工業上推行冒險的工業化方針，才破壞了經濟基礎——農村經濟，造成工農業、輕重工業比例失調等一系列災難。 說布哈林捍衛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結論大概是這麼得出的：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後，聯共（布）領導上層在政治、經濟、內政外交等方面都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鬥爭空前激烈。在官方聯共（布）黨史中，這一鬥爭被描述為多數派（開始是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這「三駕馬車」為首，後來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了新反對派之後，則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捍衛列寧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有關經濟問題的分歧與鬥爭是這場鬥爭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多數派的經濟路線被冠以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之名，而托洛茨基主張的經濟政策就理所當然地被說成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對立面，是「超級工業化」、「經濟上的冒險主義」、「在經濟上搞獨裁」、「破壞工農聯盟」等等。1928年，斯大林終止新經濟政策，同時與布哈林絕裂，把他打成右傾集團的頭子。當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斯大林體制受到質疑並最終被否定，他的革命領袖和「永遠正確」的光環脫落之後，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這些據說都是從托洛茨基反對派那裡抄襲來的）都被否定，而布哈林則是斯大林終止新經濟政策的犧牲品，於是他順理成章地成了捍衛列寧新經濟政策的鬥士。 然而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段歷史像官方聯共（布）20年代黨內鬥爭史那樣充滿謊言、那樣顛倒黑白、那樣令人厭惡的了。也沒有任何一段歷史曾遭到如此嚴重的歪曲篡改，被搞得面目全非，其真相被隱瞞的如此之久。致使事隔七八十年後的今天，當年的許多史實、人物仍撲朔迷離，真假難辨。當時，多數派仗著人多勢眾，掌握著黨政宣傳大權，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他們把自己違背列寧主張甚至與之對抗的做法都稱為捍衛列寧主義，冠以列寧路線、列寧政策之名；而把反對派所做的一切都貶為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列寧的威望被多數派利用，被當成無原則爭奪權力的武器。他們為了達到排擠托洛茨基的目的，把列寧晚年有關黨內體制問題、民族問題、經濟建設問題、組織問題的著作和他的政治遺囑打入冷宮，一封就是幾十年。其口是心非由此可見一斑。讓列寧要在政治上徹底搞垮的斯大林在列寧的葬禮上帶領出席葬禮的人宣誓忠實地貫徹列寧的遺願，無疑是對列寧的最惡毒的嘲弄，最清楚地暴露了多數派對列寧的真正的態度。也證明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描述不足為憑。因此有必要根據史料搞清布哈林鼓吹的經濟政策是否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1922—1928年間，在蘇聯歷史和聯共（布）黨史中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階段？在經濟上又是一個怎樣的階段？新經濟政策是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它是唯一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嗎？布哈林捍衛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嗎？斯大林為什麼中止布哈林鼓吹的新經濟政策？目前學術界中的一些人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存在著明顯的錯誤或有意製造誤讀。下面，筆者將在答覆上述問題時，對聯共（布）黨史中的這個階段加以澄清。 什麼是新經濟政策？為了澄清什麼是新經濟政策，首先要談談什麼是舊經濟政策——即戰時共產主義。沒有舊就無所謂新，不瞭解舊經濟政策，也搞不清新經濟政策新在何處。筆者之所以在這裡搞新舊對比，除了要釐清十月革命後的經濟政策脈絡，也是為了澄清近年來某些學者在戰時共產主義這個概念上出現的混亂。 扼要地說，戰時共產主義是蘇維埃俄國在經歷了世界大戰和革命後，在經濟瀕臨崩潰和1918—1920年國內戰爭條件下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動員一切人力物力進行捍衛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它的最重要的措施有：一切大中型企業以及大部分小型企業收歸國有；工業生產和分配實行最大限度的集中領導；實行餘糧收集制；禁止私人貿易，對居民實行商品計畫供應（票證供應制）；勞動報酬平均化等。其中除了體現無產階級革命剝奪剝削者的原則而將大中小企業收歸國有外，其餘各項措施確實均為形勢所迫，帶有深深的時局的烙印，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近年來，有些學者提出，戰時共產主義的譯法不準確，應譯為軍事共產主義。當然，單純從翻譯上看，這兩種譯法都行。???????這個詞既可以譯成戰時，又可以譯成軍事，二者都不算錯。至於認為戰時共產主義的譯法不準確，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推行這個政策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出於戰時的需要，而是把它當做新型分配制度乃至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就值得商榷了。即便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中真的有人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也沒有理由認為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因為持此論者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那時的布爾什維克領袖都是世界革命的信徒，他們都認為，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解決取決於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他們深知沒有先進國家的幫助，在經濟文化均十分落後的、而且處於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革命的俄國是無法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俄國革命僅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成為現實，但社會主義的建成則要靠一個或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這不僅能打破資本主義世界對俄國的包圍，更主要的是它們將幫助俄國克服它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落後，解決它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布爾什維克的使命就是充當世界革命的導火線，使革命的俄國堅持到其他國家爆發革命。因此，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對世界革命的關注遠遠大於對國內經濟建設的考慮。應該說，他們的想法是符合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構想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時的情況也不允許他們進行這方面的考慮：在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首先面臨的是咄咄逼人的德國帝國主義軍隊的進攻、社會革命黨的暴動、嚴酷的內戰，它首先需要解決的是革命政權的生存的問題。 也許，有些學者得出上述結論是被戰時共產主義中的共產主義一詞所誤導。在革命高潮中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冠以響亮的革命名稱，哪怕是戰時共產主義這種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也不例外。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決不會把這種經濟政策當成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所以給它加上了「戰時」這個限定詞，使它本身就帶有過渡的、階段性的意義。持此論點的學者可能還混淆了一個事實，把斯大林1925年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前推了四年，加到了列寧的頭上。 持這種看法的人以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上的講話為依據。在這個講話中，列寧確實說過：「我們先前的經濟政策，如果不能說計畫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一般很少進行計畫），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設想過（可以說是缺乏計畫地設想），舊的俄國經濟將直接過渡到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註1】 他還說：「當時我們決定，農民將遵照餘糧收集制交出我們所需要數量的糧食，我們則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這樣，我們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註2】 然而，列寧在界定戰時共產主義時還說過許多完全相反的話。在〈論糧食稅、貿易自由、租讓制〉一文中，列寧寫道：「糧食稅，是從極度困難、經濟破壞和戰爭迫使我們實行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註3】 這句話表達了兩層意思：1、戰時共產主義是經濟嚴重破壞和戰爭迫使布爾什維克採取的經濟政策；2、糧食稅即新經濟政策仍是一種過渡形式。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寧做了更加明確的論述：「『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也不能是一項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註4】 怎樣理解列寧這些彼此矛盾的話呢？在推行新經濟政策時，黨內有很大的壓力。不少黨員幹部仍抱著戰時共產主義不放，認為實施新經濟政策是向資產階級投降；有些黨員看到城鄉資產階級抬頭而憤然撕掉黨證。在這種背景下，把列寧的前兩段引文理解為對那些反對新經濟政策、不願放棄戰時共產主義的人的委婉的批評，指出他們的錯誤是把戰時共產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更加合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這兩句話與世界革命割裂開來，那麼也可以做為軍事共產主義解釋的依據。遺憾的是，一旦把這二者分割開來，列寧就不再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理論家、思想家了。在俄國當時落後的生產力、瀕於破產的經濟條件下，僅憑改變生產關係和分配方式就可以使它「直接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如果不把它與世界革命的前景結合起來，這是十足地道的烏托邦。只有布哈林那樣的煩瑣哲學家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戰時共產主義在我們想來並不是『戰時的』，也就是並不只適合於內戰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也就是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註5】 確實也只有像布哈林那樣的理論家才用不著考慮現實的需要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而去設想在當時的俄國經濟條件下、在內戰和帝國主義干涉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會推行「並不只適合於內戰的某個階段，而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 《布哈林論稿》一書的作者引用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要「認真地和長期地」執行的話，來為新經濟政策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觀點提供依據。列寧的這七個字是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奧新斯基所做的結論時說的，奧新斯基的「第一個結論是『認真地和長期地』。我認為他說得完全對。」【註6】 接下來他解釋了為什麼要認真。這是針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將新經濟政策視為布爾什維克的花招、權宜之計而言的。他說：「我們估計到階級力量的對比，注意到無產階級應當如何行動，以便引導農民排除一切障礙向共產主義前進。當然，有時要退卻，但是應當以最嚴肅的態度，從階級力量的觀點來看特這個問題。」【註7】 至於「長期地」有多長，由於引文就限於這七個字，讀者只能猜測：是30年？50年？這個謎不是列寧留下的，是引者製造的。列寧在報告中馬上就說了到底有多長：「但是奧新斯基同志接著講到了期限問題，這一點上我是有保留的。所謂『認真地和長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麼悲觀。不想預測依我看究竟有多長時間，但是我認為，他說得多少有點悲觀。我們能估計到5—10年的情況，就謝天謝地了。」【註8】 看了列寧對「認真地和長期地」的解釋後，我想讀者大概會對這七個字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想讓列寧降到布哈林的水平或把布哈林抬到列寧的高度的那些人的尷尬，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只能斷章取義，為了證明新經濟政策是應該認真長期執行的政策，他們只能摘這七個字，而列寧對這七個字的解釋他們卻不敢提。同時這種做法也讓人感到偉人身後的悲哀。 戰時共產主義這個應付內戰局面而採取的經濟政策當然不可能長期推行。一旦戰爭危機有所緩和，就應該廢止。用武裝征糧隊無償地從農民手中征糧，在內戰中，在蘇維埃政權和捍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白衛軍之間選擇時，農民還能勉強忍受。形勢一旦有所緩和，這個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的經濟政策必然會受到農民的抵制，他們拒絕生產超過自己消費需要的農作物。農民少生產糧食，城鎮居民就會挨餓。內戰尚未結束，作為當時布爾什維克領袖之一的托洛茨基就發現了這個危機。他在1920年1月向中央委員會建議用下述方法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按一定比例徵收（是某種累進實物所得稅）糧食取代餘糧徵收制。旨在使大量耕種土地或辛勤耕作者有利可圖；制定向農民提供工業品與農民交納穀物數量之間彼此相應的制度。由於內戰仍在進行，以及對近期在其他國家爆發革命的希望，中央委員會以11票對4票否定了這個建議。【註9】 1921年喀琅施塔得這個紅色水兵基地的叛亂使列寧認識到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他在托洛茨基的協助下制定了新經濟政策，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被一致通過，並根據代表大會決議於1921年開始執行。【註10】 綜上所述，新經濟政策是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採取的措施，把它說成是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沒有根據的。與戰時共產主義一樣，它是當時條件的產物，並非是一種「永遠適用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另外，從最早提出新經濟政策的人是托洛茨基，協助列寧起草新經濟政策的是托洛茨基，它被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這幾點來看，說新經濟政策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或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新經濟政策都不能算錯，要說是列寧和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則沒有任何根據。 從執行新經濟政策伊始，列寧就反覆強調，新經濟政策是用資本主義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是退卻。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村和商業中的私人資本發展，但這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因素，存在著它們之間的鬥爭，存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列寧將此概括為一個簡練經典的公式「誰戰勝誰」【註11】 。單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新經濟政策還是一個過渡性的經濟政策，如果不是疾病過早地奪去了列寧的生命，他肯定會根據兩種因素的此消彼長而調整改變經濟政策。如果再考慮到列寧始終是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放在世界革命的前景中來考慮，就更沒有理由說新經濟政策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模式了，它只是俄國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形勢的產物而已。 布哈林捍衛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嗎？列寧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對作為理論家的布哈林的評價不高。雖然說他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些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說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不懂辯證法，並且懷疑他的理論觀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在當時的語境中，這種評價幾乎是致命的，雖然有「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這樣的褒獎之詞也難抵消。不過，列寧希望他能夠成長，能夠「得到機會來充實自己的知識並改變自己的片面性」【註12】 。但是，列寧的希望落空了。20年代聯共（布）黨內鬥爭史證明布哈林始終沒有學會辯證法，他的煩瑣哲學和片面性卻變得無以復加。正是他在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向斯大林的專制獨裁工具的黨的退化過程中推波助瀾，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他與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共同推行的所謂的列寧、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也以徹底破產而告終，本人也淪為斯大林獨裁祭壇上的犧牲品，下場十分可悲。 由於布哈林是黨的理論家，而非經濟專家，所以，為了全面瞭解布哈林，有必要扼要地介紹一下他在20年代黨內鬥爭中的作用。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布哈林對列寧的態度。把列寧晚年著作全部看做列寧的政治遺囑，更為恰當。因為這些著作反映了列寧對改造黨的體制、蘇維埃體制、經濟體制方面的考慮，以及消滅官僚主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恢復黨內民主的具體措施。因此，列寧留給戰友和布爾什維克黨的不僅僅是新經濟政策，他要對黨和蘇維埃進行體制改造，旨在清除官僚主義，加強黨內民主。為了防止分裂，他要求罷免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為了加強民主，他要求擴大中央委員會，使之增加到100人；在經濟方面，他開始贊成托洛茨基的集中計畫思想，並設想合作社在抵制私人資本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所以可以說，新經濟政策只是列寧政治遺產的一部分，他維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民主、清除黨的機關官僚主義以及他為捍衛少數民族權利而展開的鬥爭是更為重要的一部分。一個黨的主要領袖、理論家真的懂辯證法的話，是不會僅僅捍衛新經濟政策，而在其他事關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成敗的重大事情上背叛列寧的。在列寧失去理政能力後，布哈林與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沆瀣一氣，破壞黨內民主，封鎖列寧晚年文章，扣押列寧罷免斯大林的「政治遺囑」，排擠列寧稱之為「最能幹的中央委員」——托洛茨基，大搞秘密派別活動，分裂黨。1926年，季、托聯合反對派成立後，他們再次要求公佈列寧遺囑，是布哈林為斯大林保駕護航，請列寧的妹妹出面做偽證，證明列寧最信任斯大林，委託他做最機密的事，連這份證明材料都是布哈林起草的。【註13】 在與季、托聯合反對派論戰時，布哈林儼然以黨內首席理論家的身份出現，搖唇鼓舌、顛倒黑白、不可一世，自以為在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其實，在列寧失去理政能力後，黨內民主已經遭到破壞，根本沒有公平的爭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書記處組織的秘密活動和以各種方式剝奪對方的發言權，直至採取組織行政措施鎮壓反對派。布哈林的所謂貢獻無非是給多數派的陰謀及其粗暴卑劣的鬥爭方式塗上一點理論色彩而已。參與卑劣的陰謀，儘管可能一時得逞，但自己也可能成為同樣卑劣的陰謀的犧牲品。布哈林本人就是教訓。當布哈林與斯大林反目後，他曾對斯大林說他一直獻身於為革命服務，現在內務部卻誣陷他。斯大林以他特有的無恥回答說：「怎麼，你想談自己過去的功績，誰也沒有把它們從你的身上剝奪去。不過，這種功績托洛茨基也有。很少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樣有這麼多的革命功績。這僅在我們之間說說，我們之間說說。」【註14】 斯大林的回答有兩重意思，一是提醒布哈林別裝糊塗，托洛茨基是咱們用同樣的方法搞垮的；二是告訴他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你對革命的貢獻怎麼能和托洛茨基相比，托洛茨基都能整，怎麼就不能整你。 在事關黨和革命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上缺乏起碼的辨別力並犯下嚴重罪行的布哈林，在經濟方面能否有過人之處，真正掌握了辯證法，達到了列寧的水平呢？ 我們首先來分析一下什麼是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 其實，在1922年以前，布哈林一直是以極左的面貌出現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期間，他是左派共產黨人的領袖，堅決反對簽署和約。在托洛茨基提出「新經濟政策」時，他仍極力鼓吹「戰時共產主義」，反對改革。但在推行新經濟政策後，布哈林卻一下子從極左跳到極右，又把新經濟政策當成是「萬能的、普遍適用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的經濟政策的『正常』形式」。 造成布哈林（斯大林等也包括在內）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世界革命的前景暗淡。開始時，布哈林與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袖一樣，相信世界革命即將爆發，革命成功的先進國家將會幫助俄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匈牙利革命的失敗，蘇波戰爭不僅沒有引發波蘭工人的起義反而給紅軍造成重創，1921和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使布哈林等人對世界革命喪失信心，使他們從世界革命轉向一國社會主義。1925年斯大林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布哈林成為該理論的狂熱鼓吹者。由於只能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又沒有得到革命成功的先進國家的支持的前景，而俄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工業薄弱，那麼，建設社會主義只能依靠農民。於是，布哈林片面強調列寧新經濟政策中的對資本主義讓步，讓農民和私營商業發展的一面；看不到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鬥爭以及必須發展民族工業的一面。也就是說，布哈林捍衛、堅持的僅僅是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方面，即向資產階級讓步的一面。他認為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由農業決定，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決定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因為蘇聯拖著農民這輛笨重的破車，所以只能以「蝸牛爬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這也是他1922年主張放鬆或取消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錯誤作法的延續。 1921年3月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以來，農業迅速恢復。相對於農業來說，工業的恢復速度要緩慢得多。包括布哈林、斯大林在內的大多數黨的領導人都認為外貿人民委員部不能有效地處理國際經貿事務，因而主張放鬆或取消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列寧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對國家利益的嚴重損害，這等於允許外國商人同國內私商直接接觸，這是十分危險的。它將導致破壞蘇維埃本來十分虛弱的工業，有助於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和俄國商人、農民的結盟，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從列寧反對放鬆或取消對外貿易壟斷權的態度中，不僅可以看到他對外貿壟斷在發展民族工業、捍衛國家利益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而且是他對他的「誰戰勝誰」的詮釋：個體農業和私營商業是資本主義因素，薄弱的國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因素，如果允許外國資本與國內資本主義因素相結合，必將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因素的力量，進一步削弱社會主義因素的力量，其結果將是資本主義因素戰勝社會主義因素，蘇維埃制度也將滅亡。也就是說，列寧反對放鬆對外貿易壟斷權鬥爭，除了捍衛蘇維埃政權外，也是捍衛國有化的工業，即加強壯大社會主義因素。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只盯著眼前的經濟利益，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也認識不到發展和加快工業化的速度對蘇維埃國家的意義。因此，列寧捍衛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鬥爭反反覆覆，進行了將近一年之久。當然，列寧的健康因素在這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21年底，列寧的健康開始惡化，他被迫減少工作量，增加休息，也不見效。1922年3月間，他的頭痛加劇，只能長期靜養，住在莫斯科郊外的郭爾克村不再外出。1922年3月，經過列寧的工作，他的觀點似乎已經獲勝，頒佈了幾條加強外貿壟斷權勢法令。可實際上，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仍在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這嚴重地損害了蘇維埃外貿代表在與外商談判中的地位。列寧對此深感不安，他寫信給斯大林要求重申外貿壟斷原則，取消一切反壟斷的計畫。斯大林在列寧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對在現階段『正式禁止』放鬆對外貿易壟斷方面的步驟，但我仍認為，放鬆將是不可避免的。」【註15】 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寧的觀點，斯大林再一次在列寧的便函上附上一張便條：「列寧同志的信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即認為……關於對外貿易問題的決議是正確的。」【註16】 但在列寧第一次發病和休養期間，反壟斷派獲得了勝利。在10月6日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通過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國家壟斷的提案。列寧開始為推翻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而鬥爭，他分別致函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和政府高級官員，並與他們會面，尋求支持。但是效果不大。當他得知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與他的觀點一致時，12月15日，列寧在給托洛茨基的便函中請他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捍衛他們的共同觀點。12月18日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否定了它原來通過的決議。【註17】 列寧反對放鬆外貿壟斷權鬥爭在上層領導人中（托洛茨基除外）沒有得到支持，否則鬥爭不會這麼反覆，拖得如此之久。在反對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鬥爭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忠實盟友。 列寧反對放鬆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鬥爭與托洛茨基反對多數派的鬥爭的焦點雖然不一樣，前者圍繞著對外貿易壟斷權進行，後者圍繞著工業化的速度以及對富農和私人商業資本的態度而展開。但是二者的目的卻是共同的，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俄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對立雙方在這兩場鬥爭中的立場、觀點也沒有改變，雖然後來他們迫於壓力沒有再提放鬆或取消對外貿易壟斷權。因此完全有理由把這兩場有關經濟政策的鬥爭聯繫起來。那麼我們看到的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捍衛的是一種經濟政策，而斯大林、布哈林推行的是另一種經濟政策。如果硬要說布哈林捍衛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話，結論只能是他為捍衛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與列寧本人進行鬥爭。難道還有比這更荒謬的嗎？ 布哈林和斯大林都看不到大力發展工業的必要性，看不到工業的嚴重滯後會破壞經濟發展的平衡。這種片面的經濟政策必然會導致惡果。其中有些問題早在1922年就已經出現了。1922年，農業收成達到了戰前產量的75%，但是工業產品只有戰前水平的25%，而這也僅僅就輕工業而言，重工業仍處於癱瘓狀態。由於農業恢復速度較快，工業嚴重滯後，工業品匱乏和農產品相對富裕造成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嚴重的剪刀差。多數派的錯誤的經濟政策加劇了這種情況，1923年秋天，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達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農村的兩極分化也日趨嚴重。反對派領袖的托洛茨基認為，應該以加大工業的投入，加快工業發展來解決這個問題，恢復工農業之間的平衡。包括布哈林在內的多數派認為，加大工業投入將侵害農民利益，他們主張降低工業品價格，削減對工業的投入，尤其是削減對虧損工業部門的投入。他們希望市場發揮作用，可以使農民富裕起來，工業將在農民對其產品的需求的基礎上緩慢恢復。放鬆和取消對外貿易壟斷權的根源就在於此。 托洛茨基認為，在國家支援加速工業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對國家工業的全面規劃，重工業集中和合理化，才能使價格降低；如果重工業得不到發展，輕工業的迅速發展也不能長久，甚至連農業也會因缺乏農機具而受到影響。重工業對國家發展的意義比短期的利潤指標更重要。 這個觀點被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數派污衊為超級工業化而予以否定。他們推行他們自認為是能夠維護工農「結合」的、面向農村的穩健正確的經濟政策。由於多數派的經濟政策把重心放在發展農業經濟上，閉眼不看新經濟政策中的兩種傾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鬥爭，不僅不能解決業已存在的問題，還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 採用資本主義方法恢復經濟，如果不加限制，必然會在農村引起兩極分化，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多數派的眼睛只盯著農業經濟，他們在農村的依靠對象不再是貧雇農，而是殷實的中農，實際上是富農，並且不斷地對他們讓步。從1924年開始，多數派掌權的政府頒佈了許多旨在使市場經濟膨脹的特許，使土地租賃和雇工合法化，為富裕農民減稅，後來又取消了對富農的選舉權的限制。這些特許反映的是富農的利益和要求，加劇了農村業已出現的兩極分化，嚴重地削弱了工人階級在農村的同盟軍——貧雇農，使富農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 布哈林鼓吹的經濟路線有幾個致命的弱點。一、違背歷史發展規律：近代史上先進國家的發展均是以工業帶動農業；二、統治階級不能是弱勢群體。如果工業長期落後於農業的話，工人階級勢必成為弱勢群體；三、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下，不允許蘇聯用「蝸牛爬」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在短期內趕上或超過帝國主義列強，否則死路一條；四、工農結合或城鄉結合只能在雙方互惠互利的情況下才能存在。片面地發展農業不僅會破壞這一結合，而且會破壞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 更重要的是他破壞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內在邏輯。每個政權都有其內在的邏輯，無產階級政權也不例外。它已經在革命中消滅了老資產階級，就不能再培養一個新資產階級，否則還有革命的必要嗎？既然它是工人階級的國家，它在農村只能依靠它的天然同盟軍——貧雇農，而不能依靠富農。即使你依靠他們，他們也不會支持你。事態的進一步發展顯示了這個邏輯的力量。 布哈林卻不顧邏輯和現實，起勁地鼓吹「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熄滅論」，甚至公然提出「發財吧！」的口號。然而，重新變得強大的、在農村中重新掌握了經濟政治大權的富農卻不願聽布哈林的這一套。他們不願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不願意把手中掌握的糧食（部分是他們生產的，部分是他們包買的）賣給蘇維埃政權。 實際上，多數派的經濟政策阻礙了工業發展，也沒有給農民帶來實際利益。正如托洛茨基在駁斥多數派蠱惑人心的「面向農村」的口號時所說的，「對著農村的臉應該是裝滿工業品的貨架，如果貨架上空空如也，『面向農村』的口號就沒有任何意義」。工業的落後導致長期的剪刀差，在1923—1927年間，曾造成多次嚴重的工業品匱乏，破壞了工農業之間的正常的商品迴圈，使工農業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這一切大大激化了城鄉矛盾、工農之間的矛盾。1926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說：「如果你們核查一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控制數字，你們會發現這些數字表明比例失調，更確切地說，是工業品匱乏——去年匱乏工業品總額高達3億8千萬盧布，今年的虧空將達到5億盧布。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原始資料表明比例失調上漲了25%。」【註18】 據國家計劃委員會1925—1926年度的控制數字表，該經濟年度的國家預算才37億盧布，整個國民經濟收入才290億盧布。【註19】 看了這些數字，讀者就可以知道工業品匱乏到了什麼程度。這麼大的工業品缺口，怎麼能不造成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呢？ 然而，布哈林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布哈林論稿》的作者是這樣寫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踐，社會上多次出現的『商品荒』的惡果使布哈林開始辯證地看待生產和消費的關係，看到消費不發展生產也無法發展。」【註20】 請注意，如果是新經濟政策的實踐帶來的惡果，而不是布哈林、斯大林錯誤的經濟路線帶來的惡果，那麼這句話就有邏輯上的矛盾，既然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唯一正確的經濟模式，為什麼又會導致如此嚴重的惡果？如果是在後來的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這種說法還有一定的針對性，在1927年，由於布哈林和斯大林的錯誤的經濟政策，工業嚴重落後於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不是不重視消費，而是工業生產不出東西來滿足消費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布哈林的說法純屬無的放矢。然而，《布哈林論稿》的作者不這麼看，他說：「布哈林在這裡決不是無的放矢。純生產觀點發展到極端的一例就是30年代的重工業化。在這種片面的重工業化的政策下，完全不顧居民的消費要求，在發展生產的藉口下不斷壓縮消費。」【註21】 也就是說，布哈林預見到了30年代的工業化，表現出理論家的高瞻遠矚。其實，布哈林的這番話並不是警示未來，而是對他和斯大林共同推行的強行限制消費扭捏的懺悔。從1923年開始，反對派就不停地對工業落後於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危險大聲疾呼，在與認為剪刀差和工業品匱乏的根子在於工業落後的反對派的論戰中，布哈林和斯大林否認問題的嚴重性，指責反對派危言聳聽，污衊他們是「超級工業化者」。為了否認反對派指出的工業落後於居民需求增長和國民經濟增長的事實，他們居然削足適履，採取限制需求的措施以維持商品市場的表面平靜。【註22】 以行政措施來否認事實，大概是有布哈林特色的理論吧。 斯大林為什麼反對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1923—1928年間，蘇聯推行的經濟政策基本是布哈林鼓吹的經濟政策。在20年代黨內鬥爭中，布哈林與斯大林合作的時間最長。史實證明，斯大林與布哈林在經濟政策上沒有發生過分歧。如上所述，1922年，斯大林支持布哈林放鬆或取消國家對外貿易壟斷權的主張，他們共同抵制列寧維護國家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鬥爭；1923年，他們共同反對托洛茨基加快實現工業化的主張，指責後者「輕視農民」；1925年初，他們一起放寬對租賃土地和雇工的限制；1926年，他們共同主張給富農選舉權。在這幾年中，斯大林不僅沒有批評過布哈林鼓吹的經濟政策，而且是大力支持的。1926年，當聯合反對派對布哈林的親富農的經濟政策發起攻擊時，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說：「你們想要布哈林的血？你們要明白，我們不會把他的血給你們的。」【註23】 布哈林提出「階級鬥爭熄滅論」、「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說法時，斯大林也都支持。他唯一不同意的是布哈林的「發財吧！」口號。 斯大林是個狹隘的經驗主義者，他沒有遠見，別說預見未來，就連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方針政策，只要還沒有引起巨大的災難，他都不肯認錯。但當他意識到原來的政策和方針推行不下去的時候，他就會找個替罪羊，把一切責任推到後者身上，自己來一個180度的轉彎，一下子從極右蹦到極左，對理論、路線的連貫性毫不在意，甚至公然剽竊被他鎮壓的對手的主張。總之，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當事實向他證明一條道路走不通的時候，他會走另一條路。這就是他勝過煩瑣哲學家布哈林的地方。後者在他鼓吹的政策已經破產時，還要百般找理由辯護。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說法，似乎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間的主要分歧是對市場的看法不同，「斯大林之所以要取消新經濟政策，正是不能容忍市場關係的發展」【註24】 。新經濟政策允許採用資本主義方法進行經濟建設，自然要引進市場機制。布哈林強調市場的作用，斯大林在1927年底之前，也從來沒有否認過市場的意義。相反，如前所述，他們當初堅持放鬆甚至取消國家對外貿易壟斷權就是寄希望於市場，在1923—1927年間，他們共同反對反對派加快工業化的速度，實行計劃經濟的要求，也是由於認為市場可以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 其實，引起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的衝突的原因要簡單得多，那就是1927年底的糧食收購危機。富農生產並控制了大部分商品糧，由於嚴重的剪刀差和工業品匱乏，他們不願意把糧食出售給國家。以西伯利亞為例，1927年7—12月這段時間收購糧食不足全年計畫的1/3。【註25】 國家大糧庫中有一半已經見底，城鎮居民面臨著饑餓的威脅，麵包店前排起了長隊，麵包的價格不斷上漲。連軍隊的給養都沒有保障。【註26】 收不上糧食，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的經濟就要癱瘓。糧食是蘇聯出口的主要貨物，沒有糧食，蘇聯的進出口就完全停頓。在嚴重的災難面前，斯大林意識到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他們共同推行的經濟政策）是行不通的。他氣急敗壞，親自前往西伯利亞督促收購糧食，制定非常措施，並與繼續主張對農村採取讓步政策的布哈林翻了臉。2月中旬，《真理報》發表標題為〈富農抬頭了！〉的社論；4月下旬，中央委員會坦率地承認，國家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危機，該危機是政府對富農經濟力量的增長控制不力造成的。【註27】 這表明斯大林已經認識到災難的嚴重性，準備改弦更張，並把一切責任推給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集團，讓他們做替罪羊。事實比理論家的解釋要簡單得多。 * * * 從全盤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肯定布哈林，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位移。肯定布哈林鼓吹的經濟政策，實際上是肯定1928年以前的斯大林，只不過是把1923—1928年聯共（布）中央多數派推行的經濟政策的冠名權非常不公平地給了布哈林，而把斯大林甩到了一邊，正如當年斯大林曾把這個破產的經濟政策的罪責全都推給布哈林，把自己擇乾淨一樣不合理。這個位移不僅無助於澄清那一段歷史，反而使它變得更加混亂。因為它再一次肯定了當年多數派反對反對派的鬥爭是捍衛列寧主義而不是反對列寧主義的，並再次用列寧的聲望來加冕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毫無共同之處的錯誤的經濟政策。更嚴重的是，它硬把那個早已破產的經濟模式說成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的經濟模式，必然會使今天處在革命運動低谷中的人對社會主義更加絕望。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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