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三月學運」，與歐洲革命左翼的未來

萬毓澤


法國：震盪的十年

2005年11月，法國知名社會學者托德（Emmanuel Todd）在《世界報》（Le Monde）中寫道，「近年來，法國的政治生活完全是一場又一場的混亂。而且每次混亂過後，統治階級的正當性便益加缺乏」。(註1)

這一系列的混亂，或許可以從1995年席哈克（Jacques Chirac）當選法國第五共和的第五任總統開始起算。席哈克上台未及半年，總理居佩（Alain Juppe）所主導的社會保險與退休金的「改革」方案，便引發了史上留名的大罷工。(註2)1995年11月起，鐵路、郵政、電信等公部門的500萬工人陸續發動罷工，持續達三週。這場捲動整個社會、讓法國人所謂的社會批判（critique sociale）再度浮現檯面的大罷工，間接導致兩年後保守派在國會改選中敗北，讓席哈克不得不任命社會黨黨魁喬斯潘（Lionel Jospin）出任總理，形成法國第三次的「左右共治」。

但喬斯潘所領導的「多元左翼」（la gauche plurielle）執政聯盟（除社會黨外，還包括共產黨、綠黨等「左翼」力量）好景亦不常。「多元左翼」的社經政策，與以往的右翼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右派政府於 1993年 7月開始推動的重大私有化方案，到 2000年時幾乎已由「多元左翼」貫徹完畢；社會黨的理論刊物《社會主義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甚至頗為自豪的表示：「在私有化政策的推動上，左派聯合內閣於三年內的政績，堪稱法國歷來政權之冠」，並強調，社會黨政府在制定每週法定工時35小時的法律前，已經將雇主的需求列入考量，包括如何讓企業改善彈性工時制度。(註3)其次，「左翼」政府並沒有解決嚴重的貪腐問題，如財政部長（社會黨人，喬斯潘的得力助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便因捲入對台軍售弊案而於1999年11月下台。 (註4)

2002年的總統選舉，喬斯潘在第一輪投票中竟然輸給極右翼「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的候選人勒朋（Jean-Marie Le Pen），全球媒體都以「法國政治大地震」來形容之。這是1969年以降，左派候選人首次未能進入二輪投票，也讓喬斯潘黯然宣佈退出政壇。第二輪投票成為右派與極右派的對決，而席哈克連任成功。一個月後，右派贏得國民議會的絕對多數席次，哈法漢（Jean-Pierre Raffarin）接任總理，也結束了法國第三次的「左右共治」。

哈法漢上任後大力改革退休金制度，也成功平息了2003年5月起又一次的大罷工，當時他的名言是：「統治的可不是街頭」。(註5)但兩年後的2005年5月，歐盟憲法草案遭公投否決，哈法漢終於難逃下台的命運。繼任的總理德維勒潘，與自1995年以來與席哈克極度不睦的內政部長薩科奇（Nicolas Sarkozy），除了在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波濤洶湧外，對外同樣面臨接二連三的風暴。首先是2005年底，法國郊區青年暴動，反映出法國境內嚴重的階級與移民問題，而法國政府的鐵腕政策（動用1955年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制定的緊急狀態法），以及薩科奇的歧視言論（痛斥造反的北非移民是「人渣」、「暴徒」，應該要用「強力噴水管來沖洗乾淨」）已迭遭批評；再來則是今年延綿將近兩個月的學運與工運，已迫使政府撤回「首次雇用契約」（Contrat de premiere embauche，CPE）就業法案。

整體而言，這十年來，法國的局勢相當動盪不安。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赤字惡化（法國政府的赤字超過一兆歐元）、生活水準下降，導致一切社會領域（雇用關係、勞動條件、退休金、健康、教育、社會服務等）都彷彿埋下了隨時有可能引燃的火藥。1995年的大罷工、2002年抗議勒朋的大規模動員、2003年的大罷工、2005年公投否決歐盟憲草與郊區青年暴動、2006年抗議CPE的學運與工潮……。在這些鬥爭中，可以說勝負互見，而新自由主義的社經政策雖然已經是統治菁英間的共識，但該多快、多徹底地加以施行，統治階級內部仍有許多爭論，來自民間的、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也在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中蔓延。或許也因此，在2002年法國出版的一本文集中，福山（Francis Fukuyama）便這樣哀嘆：「美國與英國出了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兩人都打破舊秩序、為新的成長鋪下基礎。之後的一代則看到柯林頓與布萊爾的到來。基本上，他們施行的是一樣的經濟與社會處方，只不過假扮成自己是左派。但在法國，根本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法國的不利之處在於，它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行動者或政黨，來將法國置於這種淨化式的操演之下」。(註6)

社會批判的復興，與政治格局的兩極分化

1995年的大罷工，讓沈寂已久的社會批判再度復興，讓蘇聯、東歐政權瓦解後獨占鼇頭的新自由主義單一思維（pensee unique）受到了挑戰。這從思想界的動向可以看出端倪。大罷工的前兩年，也就是1993年，法國出版了兩份重要作品，代表了社會批判復興的先聲，分別是法蘭西學院社會學教授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所主持的調查報告《世界的苦難》（La misere du monde），以及著名的「解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註7)前者由許多個案出發，對底層人民的處境做了社會學的調查與分析；後者則宣稱要回到馬克思，或說至少要回到馬克思的「精神」，以介入這個離正義與公理越來越遙遠的世界。1995年大罷工之後，布赫迪厄更一躍而為社會批判的代表人物，他既批判「故步自封於象牙塔的學者」，本身亦積極投入社會運動，號召「工會、社運和學界需緊密結為一體」。(註8)除了布赫迪厄先後出版的論戰小冊子之外，(註9)布赫迪厄早先的同事博東斯基（Luc Boltanski）與夏培婁（Eve Chiapello）亦發表巨著《資本主義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1999年），宣稱要「為批判的復興做出貢獻」。(註10)此外，整個社會對激進左翼（革命左翼）的理論與歷史亦越來越有興趣：不僅像本薩伊（Daniel Bensaid）、勒威（Michael Lowy）、余松（Michel Husson）或巴迪烏（Alain Badiou）等激進左翼知識份子的論戰文字與學術出版益受矚目，關於革命左翼運動史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書籍也出版了好幾種。(註11)在法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動向格外引人注目，因為在關鍵時刻，一般人民所認同的經常是登高一呼的知識份子，而不是政治領袖。19世紀末期德雷夫斯事件（Dreyfus affair）時期的左拉（Emile Zola）、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沙特（Jean-Paul Sartre）、1995年大罷工之後的布赫迪厄，都是顯赫的例子。(註12)

知識界之外，政治格局的兩極分化，是任何一個關心歐洲時局的觀察者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法國2002年的總統大選或許是最清楚的例子。如前文所言，在該年選舉中，以「法國首先是法國人的法國」（La France est les Francais d’abord）為口號的民族陣線候選人勒朋擊敗了社會黨的喬斯潘，進入第二輪選舉。若將從民族陣線分裂出去的梅格黑（Bruno Megret，勒朋的女婿）計入，則極右派共囊括近20%的選票。雖然「極右派大勝」的說法似乎言過其實（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兩大主流陣營的挫敗，以及選民的政治冷感——多達28.4%的選民棄權），但近十年來極右派逐漸浮上政治地表、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則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激進左翼也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在該次大選中，三位托洛茨基派的候選人共拿到10%的選票，大幅超越先前參加「多元左翼」聯合政府的法共（3.37%）。這三個托派組織中，其中兩個——革共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LCR）與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LO）——的領導成員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法國是家喻戶曉的人物。革共盟的年輕發言人、郵政工人出身的貝松斯諾（Olivier Besancenot）在青年之中的支持度甚至特別高。根據一項民意調查，他若參選下一屆（2007年）總統選舉，有可能贏得8%的選票，法共主席布費（Marie George Buffet）只能拿到4.5%。

法國三月學運，與歐洲革命左翼的未來

法國革命左翼的力量有所成長，但這兩年來遇到的瓶頸也是相當明顯的。2004年的地方選舉與歐洲議會選舉中，竟有超過五成的選民棄權，而投票者多半仍選擇把票投給社會黨，而不是激進左翼，因此該年革共盟與工人鬥爭的共同參選結果並不理想。2005年，在「對歐盟憲法草案說不」的運動中，社會黨內部分裂，多數基層黨員投否決票。在運動中，社會黨內的反對派(註13)、法共與革共盟形成左翼的聯合陣線，但公投否決歐盟憲草後，社會黨隨即在年底的大會中強化了黨的團結，避免了黨內針對歐憲公投意見紛歧的危機。

的確，即使社會黨的右傾顯而易見，其工人階級的選舉基盤也正在流失，但在諸多因素作用之下，期待社會黨的迅速瓦解完全是不切實際的事：（1）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言，「政治傳統的建立費時甚久，政治傳統的瓦解亦然。社會民主派的衰落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而是在某種『不可能』的身份認同周圍發展：一方面是殘餘的社會民主感受，及社會民主派殘存的結構，另一方面則是削弱這種結構的、對市場的擁抱」；(註14)（2）在不願右翼勝選下，工人階級寧可把票投給勝算較高的社會黨，這是法國國會選舉制度（單一選區兩輪投票制，而非比例代表制）較不利小黨的地方（雖然排斥小黨的程度不像英國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那麼高），而在總統選舉中，能進入第二輪投票者多為「左右對決」（2002年的總統選舉除外），而此時激進左翼如何面對社會民主派與右翼之間的選擇，又是另一個重要問題；（3）雖然近年來革共盟與工人鬥爭在法國的影響力有所提升，但兩個組織都各有各的問題，因此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一個清晰的左翼替代選擇，這多少會影響到工人階級投票的動向。

我們可以稍加檢討這次的「三月學運」，再集中討論激進左翼未來所面臨的問題。這次出面領導運動的，是由十二個工會與學生組織所組成的工會聯合（l’intersyndicale）。從工會官僚（包括保守的工會，如民主工聯CFDT），到所有的泛左翼（從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到革命左翼的革共盟與工人鬥爭）都支持這場運動，就可以看出基層群眾的龐大壓力在帶領著運動前進。(註15)全法國約有65%至70%的民意反對CPE；工人與學生間的連結比1968年乃至21世紀初的幾場運動都更為緊密，許多學生也開始討論可能的政治與社會出路。(註16)

這場戰役的勝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自2003年的退休金改革、2004年的醫療保險改革以來，第一場「成功」抵擋了政府政策的運動。加上去年廣泛動員的社會網絡成功否決了歐盟憲草，可以說，這一年來是法國「反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高峰期。(註17)然而，革命左翼在這些運動中的影響力仍不如人意。

首先，「對歐盟憲法草案說不」的運動之所以成功，除了左翼形成聯合戰線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連許多右派（尤其是極右派）都投了反對票。因此，「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不等於左翼的勝利，因為勝利的很有可能是極右派在群眾當中不斷催化的保護主義。革命左翼如果無法提出一個國際主義而非保護主義、倡議「另類全球化」而非「反全球化」的路線，或者如果不能讓這樣的路線成為運動的主要參照點，就不能算是成功。(註18)

其次，在這次的反CPE鬥爭中，革命左翼的訴求並不夠清楚。主張撤回CPE固然是泛左翼、工會、學生之間的共識，但革命左翼的訴求不應該只停留在這個層次，甚至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德維勒潘下台」的口號。革命左翼的任務，應該是透過一切群眾運動的場合，提出各種「過渡綱領」來根本挑戰資本的統治、促成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應該促使群眾逼迫工會官僚提出更前進的訴求，而不是劃地自限。從這個標準來看，革共盟或工人鬥爭在這次運動中的作為似還值得進一步檢討。

最後是幾個比較一般性的問題，也是歐洲的革命左翼所廣泛面臨的問題：

（1）在另類全球化運動（altermondialisme）、反戰運動、全球正義運動迅速發展的今天，革命左翼必須既堅決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但又不能落入「宗派主義」：在群眾運動之中，革命左翼應廣泛聯合其他的社會運動者，與那些反對新自由主義、但不一定主張革命社會主義的左翼積極合作，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在選舉時期，是否應該建立起選舉聯盟（不論是短暫、鬆散的選舉聯盟，或是正式組黨），甚至與某些「紀錄不良」的前社會民主派（或社會民主派內的左翼）共同投入選舉，則必須仔細評估；(註19)另一方面，革命左翼不應只是高舉自己的革命綱領，卻坐視群眾運動的發展、以「純正」的社會主義小團體自詡。(註20)

（2）在某些時機下，革命左翼應不應該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PRC）已經這樣做了，(註21)法國的革共盟呢？革共盟在今年一月的十六屆大會上，決議將在2007年的總統選舉中與法共推出「清楚標舉反資本主義」的聯合候選人，如果社會黨候選人順利當選，法共與革共盟或許有機會循前「多元左翼」模式加入聯合政府，事實上革共盟內部也有一派（雖然是少數派）認為不應排除這種可能性，但這種路線是正確的嗎？

（3）革命左翼的國際主義如何繼續發展？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國際主義的視野與行動不僅是必需，甚至比以往更加重要。我們已經目睹許多國際網絡（工會、農民組織、各種NGO，乃至「世界社會論壇」）的形成，但國際革命左翼的交流溝通仍嫌欠缺，更談不上協調彼此的行動。這幾年的初步嘗試（如歐洲的反資本主義左翼〔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會議，與亞洲的亞太國際團結會議〔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Conference〕等(註22)）雖然規模尚小，但是必須繼續推動下去。

註解

  1. Emmanuel Todd, “Rien ne separe les enfants d'immigres du reste de la societe,” Le Monde，2005年11月13日，轉引自Jim Wolfreys, 2006, “France in Revolt: 1995-2005”,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109.
  2. 當時居佩的辦公室主任，正是2006年法國「三月學運」風暴下的總理德維勒潘（Dominique de Villepin）。
  3. 見Serge Halimi，〈當左派政黨不再是社會主義者〉，法國《世界外交論衡》（Le Monde diplomatique）中文版，http://cn.mondediplo.com/article35.html。每週35工時法案表面上縮短了工時，但由於實施一年變形工時、未落實全體工人工時減少而工資不減，加上許多企業藉機重新定義工時，把原本算入工時的休息、上廁所等都排除在外，使得「改革」有利於資方而不利工人，也無法達到藉縮短工時來擴大就業機會的目的，見楊偉中，〈革命派的大躍進：你所不知道的法國大選〉，《連結》，2002年6月。
  4. 斯特勞斯卡恩本人也是歐盟憲法的大力支持者，見氏著，《贊成！歐盟憲法的未來》（Qui! Lettre ouverte aux enfants d’Europe），裴曉亮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5. 這是哈法漢在接受電視訪問時的談話，完整的上下文是：「咱們把事情搞清楚。議會必須做出決定。街頭應該表達自己的意見，但統治的可不是街頭」。見G. Dunkel, “French Workers Strike to Save Pensions”, Workers World, 2003年5月29日，http://www.workers.org/ww/2003/france0529.php。
  6. 引自Jim Wolfreys，前揭文。無獨有偶地，台灣許多評論者亦持類似的論調，如杜念中在《蘋果日報》的專欄中便強調「法國也許需要產生自己的柴契爾夫人，大刀闊斧的改革福利制度和推動國家企業私有化」，見杜念中，〈看似一場革命的反動大秀〉，《蘋果日報》，2006年3月29日。
  7. 英譯見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及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8. 見Pierre Bourdieu，〈為知識投入社會倡言〉，法國《世界外交論衡》中文版，http://cn.mondediplo.com/article45.html。
  9. 中譯本見氏著，《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elevision）（林志明譯，台北：麥田，2002）、《防火牆》（Contre-feux）（孫智綺譯，台北：麥田，2002）及《以火攻火》（Contre-feux 2）（孫智綺譯，台北：麥田，2003）。
  10. 引自Alex Callinicos, Resources of Critique (London: Polity Press, 2006)，頁53。該書英譯見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6)。
  11. 可參見如Daniel Bensaid, Les trotskyism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Jean-Jacques Marie, Le trotskysme et les trotskystes (Paris: Armand Colin, 2002)、Christophe Nick, Les Trotskystes (Paris: Fayard, 2003)及Christophe Bourseiller, Histoire generale du l'ultra-gauche (Paris: Denoel, 2003)。另見一篇值得閱讀的書評：Jan Willem Stutje, “Trotskyism Emerges from Obscurity: New Chapters in Its Historiograph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9 (2004), pp. 279-92。
  12. 當然，運動的深化與開展，往往也是對思想界、知識界最佳的試金石。曾寫專書批判「新自由主義」、其社會運動理論為許多港台學者琅琅上口的法國社會學者杜漢（Alain Touraine），於3月23日接受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訪問時，便大力批評法國反CPE的工學鬥爭。他說「這場鬥爭不再是為了未來的機會而奮鬥，而只是在捍衛既有的所有物」（Das ist kein Kampf um Zukunftschancen mehr, sondern nur darum, erworbenen Besitz zu verteidigen）。根據這位社會運動理論家的見解，1968年的學運基礎是「對未來的信念」，目的是為了讓社會變得更好，而這次的反CPE鬥爭則是充滿了「恐懼與不信任」，故絲毫不足取。他也完全接受法國政府的說詞，表示「若放寬對解雇的保護，絕對有助於緩解青年失業問題，就像其他國家之前曾做過的那樣」（Ein gelockerter Kundigungsschutz kann durchaus dazu beitragen, die Jugendarbeitslosigkeit abzubauen, wie es viele Lander vorgemacht haben.）。《時代週報》的訪問原文可見http://hermes.zeit.de/pdf/archiv/2006/13/Interv_Touraine_n.pdf。
  13. 社會黨內的左翼流派中最著名的是「支持社會的共和」（Pour la Republique Sociale，PRS），其知名領導人為議員梅隆雄（Jean-Luc Melenchon）。
  14. Jim Wolfreys，前揭文。
  15. 如工會與學生領袖在與執政黨議員會談後，親法共的法國總工會（CGT）秘書長提伯（Bernard Thibault）便對外強硬表示「我們已表達我們對首次雇用契約法案的看法，現在我們就等待可能解決衝突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撤銷法案」。
  16. 此不再贅述自二月以來的運動發展過程，讀者可參考洪世謙，〈全球化之下的法國三月「反CPE」學運〉，《當代》，2006年4月。
  17. 法國與荷蘭接連以公投否決歐盟憲草，以及這次成功的反CPE鬥爭，可說是對2000年3月所制訂的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宣稱要全面「改革」商品與勞動市場，以提高歐洲「競爭力」，讓歐洲在2010年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與動力的知識經濟體」，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歐盟層次上的具體表現）的一大打擊。
  18. 當然，很清楚的是，革命左翼在反歐盟憲草運動中的訴求，是「不要大資本的歐洲、而要一個社會的、民主的歐洲」，這個訴求自然是正確的。但事後評估，在投反對票的人當中，有多少人真正支持這種訴求，而不是被保護主義的訴求打動，恐怕仍有懷疑的餘地。雖然有些論者根據交叉分析指出，「左派」（包括社會黨、共產黨、綠黨與其他激進左翼）的選民中有67%投否決票（見Murray Smith, “No!-from the Left”,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368, 2005年6月），但投票結果本身不能說明投票動機。我們最多只能說，這種投票結果的確象徵了「反新自由主義」氣氛的高漲，但如何從「反新自由主義」過渡到「反資本主義」，則是激進左翼必須繼續努力的課題。
  19. 如德國某些革命左翼主張積極參與由前社民黨政客與紀錄不良的民社黨（前東德共黨）所主導的左翼黨；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與國際社會主義小組（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ISG）所組成的RESPECT聯盟，則納入了某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對他們這種「機會主義」路線的批評一直不絕於耳。當然，革命左翼對德國左翼黨這類政黨應採取什麼態度，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沒有簡單的公式，但可以指出幾個重要的判斷標準：這個黨是否尊重內部民主、容許不同流派的存在？這個黨是政客與工會官僚基於選舉利益而組成，還是真正代表了工人階級意識的提升？
  20. 當今法國的工人鬥爭（LO）便不時表現出這種宗派主義的態度。他們經常過於重視工廠內的鬥爭，而排斥重大的政治議題或產業工人以外的社會運動。如工人鬥爭對去年年底的法國郊區青年暴動便顯得相當消極。
  21. 重建共（義共1991年改組為左翼民主黨，黨內的左翼分裂出來，於該年12月成立重建共）先加入了普羅迪（Romano Prodi）領導的中左團結聯盟（L’Unione），而團結聯盟勝選後，重建共已宣布支持並參與普羅迪政府。重建共內有數個革命左翼的流派存在，但筆者目前未能得知這些流派是否都主張這種路線。
  22. 或許還應加上2005年年底，由義大利重建共所主導的「歐洲左黨」（European Left Party，ELP）會議，該會議號召要團結所有的歐洲共黨，但受到某些國家共黨的抵制（如希臘、葡萄牙和少數東歐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