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辦替代主義與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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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布哈林（Bukharin）身陷於一場派系紛爭的悲劇，而自己卻沒有掌握到這齣戲的歷史重要性，並且也在這齣戲中失去了政治的方向，但他仍然是個誠實而卓越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在較低的理論認識的層次上，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軌跡，則戲劇性地說明了，建立在包辦替代主義之上的權力政治、實用主義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沒有能力去形塑歷史的發展方向。兩人最後所創造的局勢與選擇，都恰恰對立於他們當初的計畫。 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最關切的，是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的權力鬥爭中獲勝。招致災難的「大躍進」一發生，他在中央委員會上便失去了多數的支持，於是他呼籲青年去反抗黨機器，並塑造出狂熱的個人崇拜，讓人們相信他絕不會犯錯。這整個操作方式，都壓制了黨內所殘餘的的自由討論，並使肢體暴力蔓延，還以各種形式來鎮壓他那些真實、潛在或想像的敵人。 與此同時，就毛澤東以及廣大的群眾兩方而言，文化大革命所表現出來的，是對既有的黨與國家官僚感到強烈的厭惡。我們不可能想像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或艾德禮（Clement Attlee）、斯大林或布里茲涅夫去動員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走上街頭趕走官員。斯大林在展開清洗時，比較喜歡的武器是秘密警察。 廣大的青年（不只是學生）之所以會回應毛澤東，是因為他們由衷地痛恨官僚，並且以為這是一個贏得更大的平等與民主的時機。沒有錯，要是有人否認文革第一階段中廣大群眾的自發性與政治上的差異性，那可真的是扭曲歷史記錄了。(註1) 然而，在黨（對立於階級統治）的正統架構內，毛澤東對權力政治的著迷，很快就讓他陷入無法解決的兩難之中。他夢想著要透過動員廣大群眾，來週期性地重新改組官僚，以避免官僚鞏固為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註2) 然而，真實世界之中的動員，開始脫離了他的掌控，導致了政治衝突，而使黨的統治面臨危機，同時也引發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當時的社會仍處於分化狀態，故這種社會衝突是無法避免的。(註3) 毛澤東因此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他讓文革發展成一場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將會推翻他個人的權力與黨內的親毛派。因此，他很可能是出於無奈而做出了另一個選擇：用軍隊來鎮壓或「懲戒」紅衛兵，以及那些採取獨立行動的工人。(註4) 數百萬的城市青年被驅逐到農村；工廠中恢復了官僚的「法律與秩序」。黨與國家官僚逐漸重新佔了上風。 既然毛澤東還活著，既然四人幫掌控著官僚，那麼表面上看來文革似乎的確導致了某些根本的變化。但是毛澤東並不存有幻想。他深信，官僚已經獲得最終勝利，而官僚獲勝的一部分原因正是他自己做出的決定。他懷著失敗的苦痛之感而死，告訴妻子自己無法長久保護她和她的派系，而且一旦他死去，他們都會馬上被拉下台。事實的確如此。 我們永遠不該忘記，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都極力反對黨內民主與工人民主，也都認為只有共產黨領導層才代表工人階級。一切其他的派別，即使「名義上」代表工人與農民，實際上也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毛澤東思想的內在矛盾是非常清楚的：世界的歷史讓我們瞭解，反叛是正當的——反叛毛澤東思想和反叛「黨的正確路線」除外！ 在整個毛澤東的最後時期中，中共領導層和官僚內的權力鬥爭，都結合了互相衝突的經濟政策上的辯論，其中許多細節仍不清楚。然而，毛澤東死後所發生的事情，整體來說已釐清了這些重要問題。 毛澤東的派系對於經濟發展的想法，基本上是要對大規模的國家部門進行集中投資，並且用一種特殊的強迫集體化的模式（「人民公社」），透過低效率的「直接勞動投資」（direct labor investment）的方式把剩餘的勞動力留在農村裡。劉少奇和鄧小平所提出的另一種方法，是要達到較高的效率與勞動生產力，一方面透過部分分散化的投資來使城市與鄉村的工業現代化，另一方面則是將農業重新私有化，以釋放農民的生產力。在一段短暫的過渡期之後，這就是鄧小平1979年掌權時所採取的模式。 但是鄧小平並不只是個「經濟自由化推手」。他也是文革期間黨內恐怖下的重要受害者。的確，他很可能是僅僅勉強留下了性命—不像他那位不幸的伙伴劉少奇前主席，便在殘酷的境況下被毛派殺害了。因此，黨官僚和一般大眾都認為，鄧小平的重新掌權，是減少恐怖與減輕壓力的前奏，而且至少是知識與政治自由化的開始。由於鄧小平的經濟政策意味著向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開放，這便不可避免地助長了這種印象。 這也不僅是幻想。它與真實的—雖然是非常局部與矛盾的—過程相符。我們完全不會懷疑鄧小平是否真的採取了局部而受到控制的政治自由化，來配合經濟上的自由化。的確，他所指定與推薦的兩位接班人—即總書記胡耀邦與趙紫陽—所認同的路線近似於戈巴契夫早期的開放措施。鄧小平當時試圖擺脫彭真和楊尚昆周圍那些布里茲涅夫式的老官僚，遂把他們從握有實權的領導位置轉移到以名譽為主的位置上。楊尚昆是前國家主席。 然而，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更是面臨了兩難，而這樣的兩難，不是一個從不願與「四個原則」（包括斯大林主義的信條，即黨由上而下的統治）決裂、不願與官僚權力與利益決裂的人所能解決的。(註5) 自1986年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了社會的不滿，以及更為公開的衝突。各階層的群眾開始以獨立自主的方式行動。發生了農民的的示威與罷工；發生了工人的示威與罷工。學生與知識份子就像是催化劑，逐漸將分散零碎的運動匯合為一股整體的浪潮，來爭取工人國家內的民主自由。在北京，學生與工人的聯合運動發展成1989年五月到六月的天安門事件，將這場運動過程帶入高潮。 就像毛澤東在紅衛兵動亂的時期一樣，鄧小平現在也必須做出選擇。事態很快就變得明朗起來，也就是說，他將對群眾的動亂進行暴力且徹底的鎮壓。這不僅意味著1989年六月四日的大屠殺及其後續事件，更意味了中共領導層內部派系的重組。鄧小平身邊的「溫和自由派」以及「保守派」兩方的鬥爭，變成了一場三方的搏鬥，而在這場搏鬥之中，鄧派逐漸必須與「保守派」站在一起，來對抗那些更為堅定的「自由派」。中共的幹部與中國人民，原本在鄧小平身上看到的是遠離「文化革命」政治恐怖（他們都非常害怕這樣的恐怖再度發生）的象徵。但現在，同樣這位鄧小平，卻接連消滅了兩位他所選定的接班人，又發動大型的威脅恫嚇、迫害與恐怖，同時呼籲大眾去告發反對者，嚴刑拷打政治犯，上演審判秀，無情地鎮壓「偏差」的意見，對媒體進行嚴格的審查，並有計畫地騷擾知識份子。鄧小平與其派系十年來所指責的那些弊病，又被鄧小平主動引入了。(註6) 鄧小平或許仍相信，藉由保衛中國官僚層對權力與龐大物質特權的壟斷，便可拯救他「四個現代化」的經濟政策。我們還得再觀察這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真確性。但是根本的教訓在別處。由於鄧小平始終執著於權力政治以及「黨的領導 = 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故深陷於他原本試圖削減（如果不是鎮壓）的官僚內部的力量，而無法脫身。盛行的不是「自由化的內在邏輯」，而是官僚層用最為鎮壓的恐怖方式行使了政治權力。 若要與工人組織與工人國家的官僚化墮落進行不懈的鬥爭，則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拒斥包辦替代主義的教條。這絕不表示我們幻想階級鬥爭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正相反，這與建立革命先鋒黨的迫切需求完全並行不悖。然而，這的確需要去正確地理解階級的自我活動／自我組織與革命先鋒黨之間的辯證關聯。托洛茨基對這種辯證關聯做了經典的闡述： 「革命事件的動力，乃直接由各階級心理狀態的迅速、劇烈而激昂的變化所決定，而這些變化，在革命之前便已形成…。 當群眾展開革命時，並無事先準備好的社會重建計畫，而是激切地感到無法再忍受舊政權。一個階級當中，只有那些走在前面的階級成員會擁有政治綱領，而且這也還是必須經過事件的考驗及群眾的認可。因此，革命的基本政治過程，乃是一個階級逐漸瞭解社會危機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廣大的群眾能夠以連續漸進（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的方式積極起來…。 唯有以研究群眾本身的政治進程為基礎，我們才能理解黨與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們絕不會忽視這樣的角色。在這樣的進程中，黨與領導人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成分，但卻是極為重要的成分。若沒有一個起領導作用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消散殆盡，就像沒有封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註7) 」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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