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米夏埃爾•勒威（Michael Lowy） 萬毓澤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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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之所以有趣，不僅因為它對反思帝國主義有所助益，還因為它是與演化論（evolutionnisme）——即線性進步史觀與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型態——決裂的最重要嘗試之一。根據曼德爾（Ernest Mandel）(註1) 的說法，它很可能是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貢獻。 由於馬克思的作品早於帝國主義時代，因此未能解釋這個與資本的世界性擴張直接相關的問題。然而，我們在馬克思的部分文章中，卻可發現某些引人深思的段落，討論一種主導性的生產方式是如何支配了其他的生產方式。以下的段落是最有名的例子，出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註2) 在文本中，這並不涉及不同生產方式的形式，而是指生產的不同部門（branches）：工業與農業，資本與地租。但我們可以輕易地拓展這個公式的範圍，並將之用來理解，在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然存在的社會形構（formations sociales）之中行使資本力量的支配型態：這種支配型態是「普照的光」，使一切其他經濟與社會的「色彩」都變了樣。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並沒有提及馬克思的作品），就是要嘗試探索這些「變化」，也因此要解釋邊陲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支配國的經濟、社會矛盾邏輯。他第一次針對此主題的說明可見其〈總結與前瞻〉（Bilan et perspectives，1906）一文，(註3) 多伊徹（Issac Deutscher）特別強調這篇文章的預言意義：「無論他的信息激起恐怖還是希望，…人們都會對他視野的寬廣與決絕留下深刻印象。他掌握著未來，彷彿從高聳的峰頂俯瞰那廣袤而不為人知的領土，辨認出遠方的康莊大道」。(註4)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這個術語尚未出現，但其理論的中心要旨已被勾勒出來。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將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就是整體性（totalite）這個範疇——根據盧卡奇（Georg Lukacs）的說法，整體性恰恰是知識領域中的革命性原則。托洛茨基的出發點已在1905年6月的一篇作品中提及：「資本主義藉其生產方式與貿易將所有國家綁在一起，已使整個世界變成單獨一種政治與經濟組織」。(註5) 列寧當時主要是從俄國農業的內部矛盾來考察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相對於列寧，托洛茨基則從俄國經濟鑲嵌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角度來切入。俄國的社會形構是作為資本主義的邊陲部分而被控制住的，這不可避免地決定了俄國的經濟與政治結構：「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並不是從手工業開始的。資本主義實現對俄國的征服，是伴隨著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的…。藉由使落後國家處於經濟奴隸的地位，歐洲資本將其主要的生產部門與通訊工具（moyens de communication）擴散出來，跨越了一連串中間的技術與經濟階段，而這些階段原來在起源國中是必須逐一通過的」。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自20世紀以來，俄國工業資本中佔支配地位的這種外國與現代的來源，是造成俄國本土資產階級（以及可能支持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與小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的原因，並導致俄國都市無產階級（集中在現代工業的大型單位中）相對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比重。藉此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政治結論：在未來的俄國革命中，工人階級將扮演領導的角色…… 若說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觀念已在1906年的文章中被勾勒出來，那麼，在托洛茨基1909年出版的《1905》一書中，便透過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更細緻與系統的研究，來把這個觀念支撐起來了。他的分析不僅是經濟的，同時更是社會與文化的：據他觀察，在俄國的廣大空間中，可以發現「文明的所有時期：從北方森林的野蠻狀態，在那兒，人們食用生魚、崇拜木塊；一直到資本主義城市的現代社會關係，在其中，社會主義工人有意識地將自己看成是世界政治的參與者，並密切注意…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的爭論。歐洲最集中的工業，竟以歐洲最落後的農業為基礎」。這些不同的時期，並不是簡單地彼此為鄰、以一種固定的共存方式（coexistence figee）存在，而是彼此接合（s’articulent）、綜合（combinent）在一起，相互「混合著」（s’amalgament）：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藉由地方（落後）形勢與整體（先進）形勢兩者的結合，創造出「一種社會混合，其性質無法用歷史上的陳腔濫調來理解，而只能透過唯物主義的分析來理解」。在這樣的結合中，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關係（rapports），支配了其它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註6) 為了理解這個獨特的構成，必須從歐洲金融資本出發——也就是帝國主義，一個托洛茨基尚未使用的術語——金融資本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vecteur）：「新俄國獲得了一個絕對特定的性質，因為自19世紀下半葉起，它從歐洲資本那裡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洗禮，而當時的歐洲資本達到了最集中與抽象的形式，也就是金融資本」。在這片新土地上，英國或法國的資本，「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結晶」，不可能重複它之前的道路：它可以說「跳躍」過了那些「正常」與「有機」（西歐）發展的中間階段，如小手工業、手工製造業，並立刻展現出最現代、最先進的形象：大工業。它也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展現出來：「正如俄國工業沒有經歷過中世紀的手工業一樣，俄國城市也從來不曉得第三等級（Tiers-Etat）在行會、基爾特、公社、市鎮中的漸進發展。歐洲資本只花了幾十年就創造出俄國工業，而俄國工業也依次創造出現代城市，其中主要的生產功能是由無產階級來擔負」。(註7) 這種邊陲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之一是，移植到俄國的歐洲資本，就某些方面而言，比西方大都會的資本還要先進：托洛茨基引用了比較性統計資料，發現在20世紀初，俄國在大工廠（雇用超過1000人）中工作的工人百分比是38.5%，而德國只有10%。(註8) 托洛茨基對這種前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村）與現代資本主義（集中於城市的大工業）結合在一起的特色進行分析後，認為俄國革命有可能將民主任務（推翻沙皇、分配土地、國家民主化）與社會主義措施（沒收大資本）結合起來，畢其功於不斷革命的過程之中。 這種分析雖然是從俄國的狀況出發，但其隱含的意義卻不僅侷限於俄國，換言之，可以將之應用到位於資本主義體系中邊陲位置的社會。 令人好奇的是，當托洛茨基在其《不斷革命論》（1928年）一書中發展出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用當時的語言來講是「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一般革命理論時，並沒有討論到自己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分析。在該書法文版序言一段與斯大林的論辯中，曾短暫提及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規律，但只是為了說明「某種民族社會類型的獨特性，只不過是該社會形構中的不平等的結晶而已」。(註9) 在托洛茨基兩年後完成的《俄國革命史》（1930年）的第一章中，我們終於發現了針對不平衡與綜合發展律理論的最為清楚而一貫的陳述（雖然篇幅很短），而且提出了一個普遍的命題。這個理論的前提基本上可以用以下的說法來闡釋：隨著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出現，世界史就變成了一個具體（而矛盾）的整體，且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發生了質變：「資本主義……已準備了（且在某種意義上）並實現了人類發展的普遍性與永久性。因此，不同國家的發展形式不可能會是重複的。落後國家雖然被迫要追隨先進國家的腳步，但不再以相同的順序為之」。發展較慢的國家有可能，或更精確的說，有義務採用先進國家的某些特色，從而跳過了中間的階段：「野蠻人拋下弓箭，拿起步槍，而無須經歷兩種武器之間的歷史道路。……一個歷史上後進的國家的發展，將必然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把不同的歷史階段結合起來。它們的發展整體而言便呈現一種不規則、複雜、綜合的特色」。(註10) 依附型（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落後」）社會在以不同的形式吸納現代成分時，也會表現出這種「不規則性」：「這種跨越中間階段的可能性並不是絕對的。其程度最終取決於該國的經濟與文化能力。此外，落後國家將借自國外的成就應用於其較為原始的文化的時候，亦經常會貶低這些國外的成就。這樣一來，這個同化的過程便出現了一種自我矛盾的特色」。(註11) 這種較為複雜的觀點（不只和經濟與技術有關，同時也包括文化與政治），讓托洛茨基得以擺脫把歷史視作為一系列預先決定的、次序不變的歷史階段的演化式史觀，進而對歷史發展作出辯證的詮釋，也就是說，歷史可能突然出現跳躍性的發展或將各種矛盾綜合起來：「發展的不平衡性，作為歷史進程中最普遍的規律，會在落後國家的命運中最劇烈而複雜地展現出來。在外在必然性的催逼之下，它們落後的文化被迫要向前躍進。因此，由不平衡性的普遍規律中，會出現另一項規律，由於缺乏更適當的稱呼，我們可將之稱為綜合發展的規律，意即不同的歷史腳步會湊在一起，將不同的階段結合起來，成為古老形式與現代形式的混合」。(註12) 他所提到的例子，當然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俄國的農業大部分幾乎停留在17世紀的水平，但工業則具備先進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構，故「具有先進國家的水平，而且有一部份甚至處於領先地位」，尤其是工業的集中程度甚至超越美國：1914年，美國（超過1000人的）大工廠所雇用的工人佔工人總數的17.8%，而俄國的比例則高達41.4%（我們這裡又再度看到了托洛茨基在1906年已經提出過的論述）。(註13) 不平衡發展所導致的後果之一，我們可以稱為後進者的特權：那些從歷史演化的觀點來看來得較遲的，也就是（在經濟、社會或文化上）處於邊緣與邊陲位置的「落後」社會，在接下來的歷史轉化中卻恰恰有可能成為領先者。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的例子：法國，一個「錯過」了宗教改革的國家，且天主教教會一直到18世紀都佔主導地位，但卻是第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名，發動了一場非宗教的革命的國家。因此俄國也可以發動一場社會主義的革命：「正如法國越過了宗教改革」，俄國也向前躍進，越過了民主—資產階級革命。(註14) 當然，這個命題意謂著在方法論上與深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皆然）的唯經濟論（economicisme）決裂。在1927年中國的例子中，托洛茨基就是提出這種說法來證明「後進者的特權」：「如俄國的經驗所示……，政治與經濟的發展節奏是不一樣的。……中國經濟雖然落後，但某種程度上，卻恰恰因為這樣的落後，讓中國革命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形成工農聯盟以掌握政治權力」。(註15)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這個理論脫離了歐洲中心主義，認為邊緣國家有可能成為歷史運動的先鋒。 不幸的是，這一套命題往後並沒有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同樣令人吃驚的是，除非是討論到過去的俄國，否則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並不常出現在對邊緣國家的反省之中，不然就是變成一種隱含在字裡行間的命題，但很少被清楚闡述出來。其中一個例外，是托洛茨基關於西班牙1931年共和革命(註16) 的著作。托洛茨基認為，雖然西班牙仍位於歐洲的幕後，但卻經歷了重要的工業發展，並形成了現代的工人階級：「俄國的歷史經驗相當清楚地顯示，在一個農業落後、身陷半封建關係的國家中，因大工業而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談到要對抗農村殘餘的封建關係時，他利用了綜合發展的論述，以拒絕那些在這個國家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想法：「在西班牙的情況中，資本主義只能透過半封建的形式來剝削農民。若要將革命的武器對準西班牙的中世紀殘餘，便恰恰意謂著要打擊資產階級統治的根基」。(註17) 根據曼德爾的說法，世界資本主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的思想，是（除了馬克思所認為的經濟決定階級鬥爭之外）半個世紀以來最被人們吸收的馬克思主義論點，即使人們很少提到這個思想的原創者。(註18) 它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主要出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但也對其他社會科學（如史學、社會學或人類學造成影響，雖然較為有限。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關於第三世界社會革命的著作——尤其是亞洲與拉丁美洲——經常（不論是否清楚明確地）使用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內容，來討論自己所研究的社會有何特殊之處，以及研究解放運動的社會經濟根源。(註19) 至於史學，則必須提到長久以來位於拉丁美洲理論與政治爭論核心的論戰，亦即爭論殖民地的經濟究竟是屬於資本主義還是半封建。這可能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對邊緣國家本身所造成影響的顯著例子。 拉美共產黨的傳統史學觀，以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阿利斯曼迪（Rodney Arismendi）的作品為代表：「西班牙與葡萄牙所移植到新世界土地上的生產關係，是封建的，或屬於封建的類型」。另一方面，其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如阿根廷的巴古（Sergio Bagu）（1949年以降）、本身是巴西共產黨成員的小布拉多（Caio Prado Junior）（1951年）以及智利的賽加爾（Marcelo Segall）（1953年）則認為殖民化的過程中具有資本主義的面向。幾年後，受到托洛茨基啟發的作家，如貝拿（Milciades Pena）（1957年）和維達爾（Luis Vitale）（1966年），則使用了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來分析奴隸制或半封建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連結，並認為資本主義佔有決定性的優勢。根據維達爾的說法，即使地主對勞動力的剝削保留了半封建的殘餘成分，但由於殖民的生產體系完全朝商業生產發展，故根本而言是資本主義的。(註20) 這場辯論的政治意涵是顯而易見的：拉美的革命應該是反封建還是反資本主義？後來，在另一個脈絡下，依賴理論的出現讓這場辯論延續了下去。依賴理論的主要理論家——如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和馬里尼（Ruy Mauro Marini）——也認為殖民化過程以及20世紀拉美的「發展與低度發展」皆屬於（依賴型的）資本主義。(註21) 到了我們這個年代（1990年代），社會科學中不同學科的作品仍持續受到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的啟發。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最近北美人類學家麥凱莉斯特（Carol McAllister）關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的著作：她分析了當地傳統的經濟、家庭與儀式，是如何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關係結合在一起，並說明，當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當地傳統的母系社會體系時，當地女性如何試圖一方面成為現代的雇佣勞動者，一方面透過「傳統」的方式來抵抗資本主義。(註22)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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