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白金和所謂「第三波民主改革」

─寫在這次總統大選之前─


 總統大選正熱烈的展開。打開電視,每天都可看見最新的選情「分析」;在大街小巷,人們總不忘議論候選人的種種。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台灣民眾的政治熱情是很高的,七成以上的投票率司空見慣,不像美日等國投票率往往低於五成。然而,如果這種熱情只是表現為對政治明星的簇擁,缺乏對台灣政治社會現況的批判與反省,那麼是不可能形成一個真正能改造社會的力量。

在這次大選中,幾個主要候選人為了證明自己是改革者,能延續十幾年來的民主改革路線,所以紛紛借用美國保守派政治學者杭廷頓的用語,標榜自己會繼蔣經國和李登輝之後,推動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改革」。什麼是第三波民主改革的內容呢?其實這些候選人並沒有談清楚,僅僅是呼應民眾對金權政治,尤其是黑金問題的不滿,強調當選後會打擊黑金勢力,會建立所謂的「優質民主」。但是稍微仔細看一下這些候選人的政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部份候選人強調自己的清廉或魄力,強調政黨輪替的必要性外,不管是誰都沒有提出明確改革政治的辦法。

許多人認為,要解決金權政治、政治腐敗的問題,只要透過公佈幾紙法案(如所謂「陽光法案」)或是換一個清廉有操守的人(如李遠哲)、換一個在野黨上台就可以解決。他們把台灣近幾年來的官商勾結、黑金政治當作是民主政治發展中不小心長出來的一顆贅疣,只要找幾個大刀闊斧的清官,打擊賄選、杜絕黑道參政、釐清政商間的分際,就可以藥到病除,走向大家所崇尚的歐美國家式的民主政治。

其實,政治的腐敗、金權政治的氾濫並不是單純個人操守的問題,而是根本性的體制問題。所謂金權政治,一方面當然包括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和道德都不容許的行為,如買票賣票、官商勾結進行內線交易、炒作地皮、圍標綁標、牟取暴利等等。在台灣尤其突出的現象是執政者(不分黨派)扶植並利用黑道,讓這些勾當更方便、更順利的進行,媒體把這種違法現象叫做黑金政治。

然而金權政治內容不僅如此。另一方面,在現在這個社會制度下,大資本家、富人實際上包辦了政治,壟斷了大部份公共事務的決定權。所以政府「合法」地通過法令,讓資本家享有減免稅收的優惠;通過「民營化」、「公辦民營」,「合法」地賤買國產給資本家牟取暴利;「合法」的制訂選舉法規,使選舉這個遊戲實際上只有富人才玩得起;它們也「合法」的讓勞動法令越改越不利受雇者。有人最近把金權政治的這一面向,稱做「白金」。

金權政治的這兩個方面:違法而腐敗的「黑金」和名正言順的「白金」,是互相連結,互相促進的,它們的界線其實也未必容易分清楚。官商勾結、金權政治之所以產生,主要不是沒有陽光法案,不是因為取締賄選的法令或法官不夠力。如果只把討論限定在這個層次,那我們將無法看到問題的根源,也不會找出真正解決的辦法,只會不斷的被政客們欺騙、出賣。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大家琅琅上口的一句話。也因為如此,人們普遍反對獨裁政治和君主專制,而認為歐美國家的代議民主政治,強調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和普遍選舉的多黨政治,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能找出最好的政治制度,也是台灣所該走的道路。但是我們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在代議民主政治下,人民還是無權過問國家大事的決策,軍事外交固然是機密,其他攸關人民權益的政策法案也是掌握在不用選舉的官僚和佔人口極少數的議員手中。所以才會出現人民選出的民代通過荒謬的國代延任案和自肥案,民眾卻莫可奈何的現象。

代議民主表面上人人平等,不論是誰億萬富翁還是勞工,都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舉權,都能辦媒體、組政黨。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只要經濟上的不平等存在,只要大多數的受雇者每天仍把時間精力花在謀生、花在工作上,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就不可能變成實際的平等。真正有時間、有精力、有金錢搞政治、玩媒體、主導政黨運作的還是那些有錢有閒的人。事實上,資本家和國家的政客官僚是銅板的兩面,他們兩者不論在出身、思想、所受教育等方面都是雷同的,而且他們彼此的交流也是密切的,這就是所謂商而優則仕,或仕而優(或是「退休」)則商,這樣的關係就使得資本家能輕易的操縱政治。

資本家以他們擁有的財富和地位、支配的輿論工具、思想上的主導權(在現在來說就是市場萬能、代議民主和各種宿命論等等),使得名義上由民眾選出的政府,實際上是為他們服務。民眾只不過每幾年投一次票,選擇由哪一群人來統治我們。到今天為止,代議民主始終還是資本家的民主,而資本家的民主當然造成金權政治。黑金、金權政治不是台灣的特色,日本派閥政治的腐敗、韓國各黨政客被市民運動團體揭露種種不法行為、德國基民黨被揭發的國際性政治獻金醜聞都是最近的例子。

金權政治既然是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惡疾,那麼,這次總統候選人聲稱的改革,其虛假性就很清楚了。要改革金權政治就不可能不挑戰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然而所有的總統候選人不管彼此再怎麼看不順眼,只有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這點上是有著高度共識的。他們或是急著拉攏地方派系的支持(拔樁、固樁),或是急著撇清「反商情結」的存在,對於勞工、環保的政策卻草草帶過。他們都贊成自由化的政經路線,對於自由化政策造成的貧富差距更加惡化、勞工權益更被剝奪、自然生態破壞加劇,根本無法也不願扭轉。對於金權政治,也至多能革除一些最嚴重的「黑金」的問題,而「白金」問題不但不會解決,反而只會擴大。因為在當前這個資本主義陷入衰退危機的時代,為了避免利潤率的大幅下降,資本家會更赤裸裸的要求政府為他們服務,這也是自由化政策的實質。

蔣經國時代的民主化,是國民黨獨裁政權在民主運動的壓力下所做的讓步,他的歷史功績僅在於認清時勢所趨,不再繼續維持高壓統治。李登輝時代的改革除了延續蔣經國時代未完成的課題外,更是國民黨主流派進一步勾結財團與地方派系,運用反對勢力,完成統治階級內部權力重分配的過程。這兩個階段的民主化基本完成了代議民主的建立,也使代議民主的侷限大大的暴露出來。雖然還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如行政中立、司法獨立),但最重大的問題--改革金權政治已經不是在資本主義式代議民主的框架下可以達成的。

是的,台灣真的需要新一階段的改革,但改革的內容應該是尋求社會徹底的變革,要求更廣泛更高度的民主--要把民主選舉原則擴大到包括法院、軍警、行政官員在內的整個國家機關,更要將民主範圍擴大到經濟領域,要根除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因為如果人民只能選擇政治人物和制度,卻對影響我們工作生活的經濟制度沒有選擇權,這種民主就只能是永遠維持資本家高高在上,受雇者卻飽受宰制的民主,完全中看不中用。
這場變革的主力軍是廣大的受雇勞動者,這一大群人在職場上受老闆支配,支領僅足溫飽的薪水,在市場上是弱勢的消費者,在社會各角落都有可能是父權壓迫的犧牲者和公害污染的受害者,其中更有一群人因為他們的種族受到欺凌。而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瀕臨破產的中下層農民和辛勤工作、卻受到國家暴力及大企業競爭威脅的小生意人是可能的同盟者。在這次大選裡,我們還只能以「以上皆非」表達我們的不滿,表達我們不再玩挑爛蘋果的遊戲。但是從此刻起,我們的道路是開展各個領域的社會運動,在職場、在社區形成強大的群眾組織,並進一步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不再支持那些打著全民招牌,骨子裡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政黨和政客。或許,下屆的總統大選,會有不一樣的面貌,不一樣的辯論,不一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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